在美术界，我第一次赶场，是在1987年。那时候，我姐姐正在上海读书，提前告诉了我上海将举办“第一届中国油画展”的讯息。获得知悉，我便邀集了几个一起画画的同学，抱着瞻仰的心情，从长沙坐火车一路奔赴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以看展览的名义出远门，父母当然有些放心不下，但考虑到我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还是掏出腰包支助了我。几个同伴中，我记得还是我带的钱最多，一路之上自然也就免不了买单，那种风光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当然，更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第一届中国油画展”上展出的那些写实作品。过去，只是从画册中看到一些写实绘画，总觉得画得那么逼真不太可能，如今到了上海零距离接触，眼见为实，的确是心服口服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杨飞云、王沂东他们的参展作品，尤其是宫立龙画的那个女生像，端坐在梳妆台前，影子一样紧随于我的青春期，挥之不去地干扰了我很久……

　　那一次赶美术界的场，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此后，一起学画的同伴中，有人考上了学校，务了正业；也有人放弃学艺，另做了打算。唯独我，背着行囊，带着好奇，从南到北还在美术界赶场，一晃竟然过了二十多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流浪到了首都北京。对于一个小地方出来，又痴迷于艺术的人来说，北京无疑是一个梦想的天堂。这里不仅有美术馆，有大大小小的画廊，而且还有各式各样艺术品展示的“替代空间”。这无疑提供了我更多学习的机会，也加快了我赶场的频率。我还记得，那会儿我看过的展览，有罗丹的雕塑展；有伊门道夫的绘画展；有乔治与吉尔伯特的材料展；还有博尹斯的观念艺术展等等，真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诸多艺术大师的原作，通过感受他们的气息，吸取他们的能量，我才逐渐理解了人生，理解了艺术的内涵与外延，其实，远不是我过去看到的只是逼真那么简单。古人云：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这都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我想，人若要明智，大概首先得多看，多了解。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多看、多了解的目的，我马不停蹄，奔赴在各种赶场子的路上。饿了，一个面包打牙祭；渴了，一碗白水化清痰。尽管过程很辛苦，但心情却很充实。因为我知道，我的每一次奔赴，都将是一种收获。

　　后来，到了圆明园之后，虽然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相互吸引的能量场，但我外出赶场子的热情依然没有削减。不过，那时候赶场子的目的，已经跟过去有所不同了，更多不是为了学习，而是去蹭吃蹭喝。圆明园时期的生活，常会让人感到山穷水尽。因为那时候艺术市场并没有形成，创作换不来经济回报，大家也就只好勒紧了裤腰带，饥一顿饱一顿地混日子。然而，展览却可以改善生活。因为凡是展览都有个开幕式，而开幕式则有酒会，有吃的点心，有喝的饮料，甚至有些开幕式结束后还安排饭局。这对于我们这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无保户”来说，无疑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于是，赶场便成了我们的节日，以至于参与这个节日的人到后来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壮大。久而久之，我们这些人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容。由此，也给外界留下了一个错觉，还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北京艺术圈的中心，是场面上最活跃的一群人。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一群“蹭友”，每次有熟悉的展览，我们都会聚到一起去蹭饭。里面除了我，往往还会有徐一晖，有王庆松，有刘峥，有胡向东，有俸正杰等等。这拨人当时是以“艳俗艺术”的群体面貌出现的，在艺坛还属于新人，但在场面上却早已经混得滚瓜烂熟了。曾有好心人提醒我们，劝我们不要经常以这种蹭吃蹭喝的状态抛头露面，以免影响未来进入艺术史的光辉形象。其实，道理我们心里都明白，可是在当时那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朝不保夕，又怎么能够沉住气，静下心，甘当沉默的羔羊呢？物转星移，历史在不经意间便翻过了一页，当年那些一块儿蹭吃蹭喝的同伴们，如今大都功成名就，成了身价不菲的艺术明星。遥想当年，对照今天，真有一种仿如隔世的感觉，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崔健以前唱过的那首老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当然，说到变化，不单是别人，也有我自己。这些年东奔西走，我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折。最大的转折，就是我放弃艺术创作而转到了艺术批评。这是一种阵痛，犹如凤凰涅盘，需要置于死地而后生。幸运的是，我活了过来，并获得了所谓批评家的身份。随着身份的改变，我赶场子的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蹭吃蹭喝的岁月，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在从事批评的同时，反馈回来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光环。这让我倍感意外，觉得取舍之间蕴藏了太多鲜为人知的奥妙，不禁又想起一位宗教学者说过的话----决断产生飞越。也许，有些人失败，并不是缺乏判断，而是缺乏决断。对于我，似乎是在决断之后，一夜之间长大了，因为批评而获得了成熟的表情。此后，我因为职业的关系，被邀请赶场子的次数就更多了。不过，这以后不再叫赶场，而换成一个更加悦耳动听的词，叫着“出场”。

　　这几年，我没少出场，尤其是近两年艺术市场火爆以后，受环境的影响，我经常还会被迫出场。对此，我常常担忧，担心自己被经济大潮席卷而走。我的朋友王南溟曾经批评过“坐台批评家”。扪心自问，我也应该算在他的批评之列。的确，台是不好坐的。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坐着别人的台，总免不了放弃原则和立场，说些违心的漂亮话。所以，我坚持认为王南溟批评得对。但是，反过来一想，也不尽然，站在展览和作品的对立面，只是批评的一个角度。如果批评家们人人都不出场，那么艺术展览又为谁看呢？尽管“批评家是艺术内部的敌人”(奥利瓦语)，但如果没有批评家这个敌人从艺术的内部去剖析，大众又怎么去理解今天这些稀奇古怪的艺术现象呢？其实，批评还有一种责任，那就是阐释。这就需要批评家经常出场，经常走近对象，经常深入内心。只是对于我，永远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为获得了所谓批评的话语权，反倒遮住了原本还算犀利的目光；更不能因为变成了今天体面的出场，而忘记过去赶场的艰辛。因为那里才是我求知的源头，蕴含了我上下求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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