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3-17 13:25　　　来源：

　　老茅台一旦扯上“金融属性”，离不开“大鳄炒作，散户吃套”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定律。

　　记者/任蕙兰

　　“茅台”成了热词。贵州省长在记者会上谈“茅”色变，各地拍卖会上老茅台频破百万。前者只是微博(http://t.sina.com.cn)上的作料，后者却牵动了广大群众的财富神经——未来姑娘们的择偶标准，会不会将“有房有车”再加一条：“有陈年茅台”？

　　眼看茅台身价飞升，不知聂卫平是何心情。2001年国足冲进世界杯时，有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铁杆球迷聂卫平。老聂表示，他会把一瓶出厂70多年的茅台酒拿出来送给国家队，以了却他多年的心愿。如今一瓶1958年的茅台拍出了1 00多万元，红军长征时期的老茅台该是什么价？茅台身价飙升之前，老聂就表示很后悔为中国男足开了那瓶酒：“瞧瞧中国男足踢的什么球？为他们开那瓶酒太不值得了！”

　　“五几年的老茅台，别说跑几两酒，就算一只空瓶子，不上拍卖台，圈子里内部交易的价儿，绝对超过一件清中期的中件瓷器。”资深茅台收藏家赵晨如是说。赵晨是《茅台酒收藏》一书的主编，他说，就在几年前，老茅台只能在做礼品回收买卖的酒贩子手里倒腾，连正规典当行的门都进不了。

　　茅台火了，但未必所有人都买账。“30年前的茅台能找，300年前的茅台呢？只怕早就被喝下肚了。”一位金融界人士语带不屑。虽然标着个古董的价儿，但茅台归根到底就是件消费品。

　　老茅台走上拍卖台，成为一件有“金融属性”的投资品，这是不是新的博傻游戏？现在人们很难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普通人家的玻璃橱空了。

　　从玻璃橱走上拍卖台

　　你喝，或者不喝，茅台都在涨价。

　　上海人老郑默默注视着自己的三瓶茅台，心情有点纠结，好像在看三张存折。

　　去年6月，一瓶1959年产的“五星”茅台在北京拍出103.4万元，老郑把家里的茅台从客厅移到朝北房间，避光避暑。紧接着秋拍中，1958年的茅台酒在北京保利以112万元成交，中国嘉德拍出91.8万元，老郑连忙给每一瓶茅台加了个套子。不久前，1958年的茅台在杭州拍出145.6万元的天价，老郑开始琢磨电视里专家教的用蜡密封酒瓶盖。

　　老郑不爱喝高度数白酒，顶多在老婆烧了好菜时啜两口黄酒，但和大多数上海人家一样，玻璃橱里必须有几瓶茅台“ 扎台型”，这是打结婚起的传统。

　　三瓶酒都有些来历，一瓶是建军80周年纪念版茅台；一瓶是20多年前精品商厦开张第一天，老友购来送给自己的，当时袋子里还有一张发票——7.5元一瓶。另一瓶是1974年的“飞天”，“文革”初“飞天”商标因“封建色彩”获罪，外销茅台酒一律改成“葵花”标志，70年代初“飞天”才重见天日。老郑托人打听过，1974年的“飞天”如今值三四万。

　　老郑一直想把茅台藏到家有喜事时品尝——比如宝贝女儿的婚事。但以茅台的涨速，到时喝的可能不是一瓶酒，而是十桌酒席的代价了。“再涨一涨就拿一瓶去拍卖。”老郑思索着，但建军节那瓶是纪念版，精品商店那瓶象征老友情义，19 74年的“飞天”有历史意义，哪一瓶都不舍得割爱。

　　“总不见得要靠卖酒过日子。”老郑试着压住自己蠢蠢欲动的活络心思，但显然不太管用，“如果涨到50万元一瓶，可以给女儿的婚房付个首付了。”

　　“两场拍卖会征集的200多瓶茅台，100%来自老百姓家里。”上海国拍副总裁范干平告诉《新民周刊》。更确切地说，全来自老百姓家的玻璃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市民结婚时兴在婚房里放“26条腿”，其中有4条腿属于玻璃橱。

　　“上层是三面透明玻璃，下层是木箱。上层主要放茶具、工艺品、酒类等，倘若能够在里面放上两瓶茅台酒，就是最体面的事了。”

　　范干平观察发现，茅台送拍者都是差不多年纪，五六十岁的样子，70年代时他们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正是结婚的当口，家里的茅台也是结婚时置办下的。“上海人节俭，又不喝高度白酒，于是大量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出厂的茅台酒就这么沉淀在上海人家里。”

　　“当时茅台不好买，但是上海人讲究面子，有海外关系，家境好的，就用侨汇在商店买，家里有人在部队工作的就带几瓶回来，还有在贵州插队的知青也会带茅台。”范干平还记得自己头一次喝茅台，就是在贵州插队时，不过严格算不能叫喝茅台，一瓶酒十五六个人分，兑上四五斤土酒，喝完了根本咂不出国酒的滋味。

　　范干平记得，上海首场拍卖中最老的一瓶茅台，就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贵州老知青送来的。上世纪60年代初，他支援内地建设，在贵州省清镇发电厂工作，直到70年代中期退休回到上海。1966年，小伙子回上海探亲前，在贵阳市用3. 50元人民币买了一瓶茅台，还买了一瓶竹叶青，全都孝敬给了岳父，岳父喝了竹叶青，把茅台留了下来。几十年过去，岳父已去世，小伙子也成了老人，他在收拾岳父遗物时找到了这瓶酒。

　　初见这瓶50年代末的“车轮”酒时，范干平按捺欣喜，利用曾在贵州工作、对当地情况熟悉的条件，旁敲侧击问起老人当年工作的地方、买酒时贵阳市街道的情况，以印证酒的来源的可靠性，老人一一清晰作答。“除了具体出厂时间已经模糊外，其他茅台酒特征保存得不错。”

　　同在贵州插队的上海作家叶辛也送了两瓶1985年的茅台酒参拍。80年代，叶辛任贵州文联《三花》杂志主编，有一次受邀到遵义市给领导干部讲文学知识，讲座结束时，主办方要向其支付50元授课费。当时叶辛一个月工资才80多块，50块钱无疑是一笔巨款，叶辛是个厚道人，想想对方车接车送，管吃管住，没好意思要。等他回到省城贵阳市，发现车上有两瓶茅台酒，大概是充作授课费的，那个年代茅台7.5元一瓶，两瓶酒价值15元。叶辛把这两瓶茅台酒一直保管至今，一瓶酒的市场估价已经涨到4万多元。

　　老百姓急着把家里的玻璃橱翻空，莫非看准茅台涨到头了？

　　“上海市民很实际。白酒不适合收藏，因为普通人不懂怎么去贮藏茅台，放在玻璃橱里阳光灯光直射，密封不好，酒都挥发了。另外外包装如果没保护好，酒的价值也会打折扣，所以与其毁了不能喝，不如趁市场好卖了。”范干平谈到。

　　谁来接盘？

　　从玻璃橱到拍卖台，下了拍卖台，老茅台的归宿在哪里？老百姓在心里勾画着“茅台收藏者”的神秘肖像。

　　“来拍卖会的三分之二是茅台收藏家，经常是三三两两相伴而来。”范干平认为，收藏家有专业的酒窖、地下室来贮存茅台，懂得用蜡密封酒瓶，甚至是真空贮藏，茅台在这些人手里更具升值空间。

　　“对，上次赵晨也去了。”

　　赵晨出现在哪个拍卖场，在圈子里可以算一件新闻，不仅因为他已经拥有了几乎没有断代的茅台藏酒，更因为他在2 011年1月2日在南京举办的一场拍卖中，以146.5万的价格拍下一整箱12瓶1985年的“酱瓶茅台”。

　　业内人士介绍，酱瓶茅台是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产物，为当年国宴的特供酒，相当于古代的“御酒”。这种茅台“ 瓶外施酱色釉，瓶底露胎，制作规整”，藏界称为“酱茅”。

　　赵晨还记得，这箱酒起拍价只有25万元，经过数十轮的激烈竞价，最终以130万元成交，加上佣金达到145. 6万元。“我本来预计50多万拿下，可东西一上了拍卖台就控制不了了。”

　　说到底，这已经不是几年前了。

　　从90年代开始收藏各种茅台，赵晨看着这个市场逐渐兴起，打交道的对象，也从民间藏友，酒贩子，到现在的拍卖行，典当行。茅台客的搜酒地图上，最重要的是贵州和北京。

　　“老工业基地集中在东北三省，茅台酒厂以前在东北有很大的配额，东北的茅台都集中到北京。北京本身政治气氛浓厚，领导爱喝茅台，部队也都是以茅台宴客。现在北京专职和业余的酒贩子至少有5000人。”

　　“以前叫酒贩子，现在叫专业搜酒人士。”看来茅台涨了，从业人员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2000年以后，专业藏友涌进了茅台市场，据赵晨介绍，随着网络发展成熟，2005年有藏友在山东泰安创立了华东烟酒网，茅台酒友可以在网上交流交易，现在专业的藏酒论坛已经发展到五六个。

　　这一切都是茅台热拍的前传。

　　茅台第一次走上拍卖台是在2004年10月，茅台酒厂在某个活动上拍卖了一瓶“葵花”酒，以10万元成交。“ 以前是比如普洱专场顺便拍几瓶茅台，量很小，专门开茅台专场是最近几年的事。”

　　“懂酒的人去民间搜，不懂的上拍卖会拍。”赵晨的收藏中来自拍卖台的数量很少，偶尔会在藏友圈子里交换酒，“ 价格比拍卖会低一些。”但更多的还是自己下去淘酒。

　　2006年，赵晨去贵州淘酒，听说有位省政府的退休老干部家中有瓶老茅台。赵晨登门拜访，可老人就是不愿将酒拿出来。无计可施，赵晨只得恳求着说看一眼就成。架不住赵晨死缠活磨，老人最终拿出了这瓶酒。赵晨一看，眼睛都亮了，竟是一瓶1956年的繁体“五星”。他将这酒的名称、特点、背后的典故一一说来。老人听后立马拍板：这酒给你算是最好的归宿。

　　“一瓶七八十年代的酒当时只要1000多，现在涨到三四万，这瓶酒老人家开口要两万，我说这酒肯定会涨，你以后肯定会后悔，我多给你一万，三万成交。现在已经涨到150万。”

　　5年上涨50倍，回报率就连房地产行业也望尘莫及，热钱嗅到血腥味，迅速挤入这个市场。“茅台市场刚刚兴起，价格还很便宜，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逢低吸纳。”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全国茅台藏酒超过一万瓶的藏友，好几个是做房地产的。”赵晨透露，“不过他们未必完全是为了投资，对这些人来说，一顿宴请开一瓶几万块钱的‘三大革命’或‘地方国营’，既有这个需求，也完全消费得起，这批人有些是终端买家。 ”

　　茅台的“金融属性”

　　老茅台还能热多久？没人能说清楚，但至少可以掐指算一算，还剩多少老茅台能炒上一炒。

　　“上海这座城市，藏着两三千瓶老茅台是正常的，茅台专场拍卖还可以做几次，等民间藏酒全部进入市场，市场有一定量以后就会有流通，茅台拍卖可以稳定在一年做两次左右。”

　　此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上世纪70-80年代散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茅台酒数量大约分别在3万瓶(70年代)、4万瓶(80年代)，算上保存不善毁掉的酒，以及在各地拍卖中消耗的，民间藏酒已快探底。

　　各方数据强调了老茅台的稀缺性，使得投资合理化。但是当一个市场充满喷薄欲出的投资欲望时，数据支持并不重要。1958年和1959年的茅台拍出天价，尽管这两年正是“大放卫星”的时候。事实上，茅台走上拍卖台的一刻，已经从一件消费品变成投资品。

　　“投资品具有某些金融属性，比如是否容易变现，以前茅台酒变现渠道很少，只能找礼品回收，但现在许多典当行会收陈年茅台。”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老茅台一旦扯上“金融属性”，离不开“大鳄炒作，散户吃套”这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定律。或许已经有人产生了一个阴谋论的想法：老百姓忙着翻遍家里的玻璃橱，搭上这一轮上涨的便车，守着几窖老茅台的资本大鳄笑而不语。

　　玩过“红心大战”的人都知道，当把牌面上的红桃都收入囊中，就掌握了牌局的主动。转换成经济学定律，谁垄断了市场上所有老茅台，谁就获得了定价权。

　　如果把这个设想推进一步，拍卖会上熙熙攘攘，也许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静静地躺着一批陈年茅台，等待着市场价格登顶。“经销商处留着陈酒的可能性不大，但茅台厂如果放出一批存货，市场价格会产生怎么样的波动？”这样的逻辑推理自有道理。

　　“据我所知，茅台酒厂也没有装瓶的陈年茅台了，就连样本也没有保存。”赵晨坦言，“只有酒缸里还有陈年茅台，用来勾兑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