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3-14 17:05　　　来源：

　　文/黄建宏

　　物质性的生产、配送与消费都集体地被行政管理化。

　　虽然在一个总体社会运作里存在着许多界面，

　　而且它们之前可以用之间的质性差异作为屏障──

　　但是这些屏障在今天都已消失殆尽。

　　这个中介运作的总体性──其实就是市场的运作，

　　制造出了一种第二性的、幻想的立即性。

　　——阿多诺，《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1968

　　展览处境

　　阿多诺辞世前在1968年发表了《晚期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论述分别穿梭在当时几项重大的人文科学议题之间，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合时宜、以及当时正风行的管理型社会进程、权力论述等等，他企图跨越冷战二分国际的表象诠释，提出逐渐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形成的辩证关系；无论其再现形式为何，这组新的辩证关系正跨越着共产阵营和民主阵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运作结构：生产关系的宰制与市场逻辑下的全面行政管理化。如果我们今天回头检阅这篇论文，可以发现冷战结束的政治奇观并未真正地改变社会的生产结构，而是更为剧烈地以“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名延伸出阿多诺当时已经指陈的“灾难”。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阿多诺大胆论证却应该难以想象的景象：全面“市场化”和“行政管理化”，甚至这景象不再是等待智者揭露的真相，而是确实可见、可感的现实。冷战结束与新保守主义的抬头所描述的历史发展，其实是一种布署的移置而已，如阿多诺所言，社会关系在科技发展中逐渐地全面转换为生产力模式，生产关系在完全地吸纳个体生命的同时，锐不可当地主宰了一切的社会关系。市场全球化与文化创意产业便是推进“生产关系主导”和“泛行政化”所生成的一种新的经济布署，也因此，艺术在文化产业建制中的生产力，全然地隶属在生产关系的规范下，这生产关系就是双年展制度、比赛、市场、补助机制、都市更新等等。

　　离－交流：生产关系的碎形宰制与科技接口的全面中介化

　　在市场与行政管理以资源(造价、补助金额与收入)进行整合下，艺术生产出现了两种特征，一是各种诠释所生产的差异性在市场的总体化趋势下呈现“等价化”，且这等价化已经深入到质性与知觉的界定中，二是对此采取批判的艺术生产自身也逐渐地落入一种全球串连、取消差异的再生产。今天双年展与美术馆的“交流”都成为一种行政管理与潜在市场的“交易”，然而，这些“交易”并无法如许多持批判姿态的策展人所预设的，可以呈现出社会特性与公共性意涵，相反地，这些可能的讯息越来越无法在交流中被呈现与表达。简言之，艺术创作的生产力在于发动感知、质性流变的力量，而在这种机构交易的生产关系中，尽管保证着作品的流通与呈现，但因为不断扩张展演的规模与需求，而将差异性的辩证关系纳入总体化的行动里，径自让感知与质性的差异在简化的可辨识指称中弱化消失。

　　事实上，在这个生产关系主宰生产力的时代，艺术家从未停止过努力。从社会性话语的喊话、广告式抗议标语和临时搭建的流动基地，一直到私人生活的盘点或是名字的登录清单，从不缺艺术家创生的各种形式与姿态；前者面对的是从六○年代已然养成消费性习癖的大众，进行的是价值战争，后者则源自二十世纪后半期种族屠杀与政治肃清的影像，和数字时代的筛选输出技术，对抗的是产生这些数据的控制系统与该系统的概念架构。如弗雷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言，无论是国族战争或是市民运动，都和电影、电视到计算机等媒体技术息息相关，而且这些媒体技术反过来经由真实的战争经验震撼了使用与利用这些媒体的人，无论观众或创作者都无法幸免。

　　也因此凭借媒体而进行的交流，只是通过各种机械式与电子式导引将每个个体的数据导入表演性奇观，这就是许多交流──诸如“互换”、“共处”、“机构性合作”、“座谈”、“工作坊”──在一个反身性资本主义中的再生产：让“exchange”变成带有χωρισμός的“ex-change”，意即因为分离而生成的“离交流”。这种“离交流”主要成因在于劳动形式化与行政管理化，前者使得交流成为一种限定特殊劳动者的工作类型，后者则将交流转译为再现既存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场景。

　　浑变的编织式交流

　　生产关系的碎形化宰制与科技媒体的全面中介化，让参与交流者的差异性和交流的配置与再现形式之间采取“各自处理”，许多的亚洲平台便是在“各自处理”的形式下完成交流。因而交流变成了积累的问题，条目名称成为商品符号，多样化变成为一种全面的等价化运动，因此，“交流”成为一种量化积累而成的亚洲。在这样的积累当中，艺术行政以及政治体制运作的目的，和参与交流的艺术家、策展人个别经验的内在转化之间鲜少有更为积极的对话：交流除了完成体制间、机构间的缔结与资源共享外，大量繁衍的其实是无数的“内在经验”与“反身性体制化”。

　　在这些积累式的交流中，尽管身体常是已被工具化的躯壳(＝1的计量单位)，但却同时是唯一记录与证实事件的所在。于是，是否作为计量单位与承受事件的身体有可能转折出另一种运动，或是经由某种策划让展览资源与践履身体之间有着更为深刻的生产？这个对于“它种运动”的期待明显地不在于自主的艺术问题，而是艺术的自主问题，这“自主”又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世界之间的“独特”与否，回到生产关系的宰制问题与积累式交流上，明显地，这自主的独特性聚焦所在就是“关系”，但绝不是尼古拉斯·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关系美学”这已然形式化的创见，或是他晚近关于文化迁徙族群的优势全球网络等等或有权者自我赋权的“关系”；而是在文化经验中遭受不同系统拉扯与压制，一种在地即全球化、全球即碎裂化(亚、非的历史经验)的纷杂关系。“纷杂”关系是没有既定文化架构与文化优势下必然的经验特质，这特质不是经由实际的“迁徙”与“混血”来见证，而是一系列“不适切”在历史与私人的历程中作用而成的断裂与扭曲，只是在“浑变”(Trans-Plex)——混杂一体的流变情结——中，断裂与扭曲不是关系的不可能，而是创生独特关系的可能：意即“编织”的可能。

　　“编织关系”成为“浑变”展构思与进行实验的主要命题，“关系”因为混杂而多样、是断裂所召唤的“未来”，而“编织”便是突破现存生产关系的一种假设性设计、一种它种运动。2009年笔者与打开当代工作室策划的“后地方：地方性的逆转”，尝试将地方性一方面生产将空间予以公共化的讯息，另一方面则拉回与个体创造力的内在连结，以此反抗逐渐失去公共性的空间，以及在全球化底下逐渐形式化的当代艺术地理学。而“浑变”交流展则延续着对于艺术创作个体的关怀，指向经验上具有文化混杂与文化差异的个体之间，如何藉由互动发挥其创造力，来回应环境以及参与者。一方面是区域性个别历史、来自外部非自愿的内在编织(一般会用历史感与认同的错乱来描述)，另一方面则是展览中各个计划所发动的编织(回到真实时间的经验发现与建构)。所以，展览以展场的展示外部推促非自愿的内在编织，而工作坊的进行则是当下的编织，另外，工作坊的痕迹与介入则利用展场的“过渡”空间，与作品展览呈现为一种对照式的编织；让一个展览仿若亚洲平台的一块动力拼布。

　　展览在“编织关系”的反生产关系宰制、反全面行政管理化、反全面媒体接口化、反积累式交流的运动下，是一种“拉肌”与“重量训练”，但这“操练”并非为了积累出健美的明星，而是一种让身体脱离身体、让行为几近行动、让个体自身的关系几近社会：无器官身体的交流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