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林

杨士林绘画作品。

　　杨士林 1947年生，安徽凤台人。书画家、美术理论家、收藏家。曾任安徽太和县委书记、蚌埠市书画院院长等职，现为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著有《郑板桥评传》、《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等，作品多次在海内外展出。

　　两会期间，“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繁荣”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和文化界出现的种种问题，也引起了两会代表的广泛关注。“浮躁”是杨士林对当下艺术品市场的总体性评价。这位皖籍文化名士，多年前弃政从文，潜心钻研书画和收藏，对文化界现状亦多有见解。“保持距离，才能思考问题。”杨士林如是说。

　　谈艺论道 艺术品市场怪现状

　　从事艺术创作，要坚守“静”的境界，老子和庄子都强调以静制动，闹中取静。

　　1992年以后到现在，我不仅从各种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甚至也有意和艺术界保持距离。尤其近些年住在北京，安徽家乡的人找不到我，北京的人也不熟悉，对我来说北京就像个“台风眼”，外面很喧嚣忙碌，我却能尝到时间的甜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距离，才可能思考一些问题。

　　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很快，可是依然不成熟；充满活力，同时缺乏约束。举个例子说，最近的拍卖会上，清代的瓷器价格超过宋代，乾隆年间一个官窑瓶子卖到5.5亿元人民币，可以买几卡车宋瓷。但是在民国时期，一件宋瓷可以换几车清瓷，现在完全反过来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炒作。对于创作者而言，会导致困惑：我们创作的原动力在哪里？是按照内心的冲动来创作，还是跟着市场的导向走？

　　我看到太多因为过分商品化而废掉的作品，也看到太多忙于在市场上经营自己的艺术家。社会上的风气如此，评判一个艺术家的水准，就看他的作品能卖多少钱。问题在于艺术品不是单纯的商品，许多一流作品被低估了，三流作品反倒卖出一流的价钱。比如说明代吴彬的画作《十八应真图卷》去年拍出1.69亿元，当时引起很大争议。吴彬这个人在美术史上基本找不到，在明代也就是三流画家。为什么这幅画能过亿？我想主要是上面有乾隆的题签。

　　炒作的根源就是人们心里的“帝王情结”。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可没有对帝王文化进行很好的清理。那么现在人们暴富了，就想过把帝王瘾：不管懂不懂，家里要放几件明清家具，再挂幅明清字画，旁边是巨大的电视机——乾隆有的我也有了，乾隆没有的我也有。市场的倒置，也是因为心理的扭曲。

　　弃政从文 传统文化的沉静之气

　　我是一个弃政从文的人。之所以投身艺术，要从小时候说起。

　　安徽凤台是老家，我生在凤台农村，弟兄六个，我最小，也是惟一受过教育的。当时村里没有几个人识字，国民党的一个保长过去是读书人，他有个独生子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个小孩就经常一起玩。解放后这个保长成了大队会计，因为他一手毛笔字写得非常好，过年是给村里人写春联的。他教他儿子写字，我也跟着学，相当于在这位老夫子家里念私塾，这样慢慢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的熏陶。淮河流域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老子、庄子、淮南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都在这一带，道家思想深深影响了我。

　　我年轻时候从政，上世纪70年代在阜阳的太和县，不到30岁做县委主要官员。可到35岁左右，我就让自己的人生转向了，这是遵从内心的选择。其实从政也有好处，对人生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体会。但是我这个人喜欢读书，即使做官时候每天晚上也要读书到凌晨两三点钟。那个年代没有多少学习条件，靠挤时间自学。我在一个区里挂职当区委书记时，晚上也坚持在报纸上临帖，不到两年时间，报纸码满了床底。

　　到1987年，蚌埠市成立书画院，我就调过去主持工作，开始全心投入艺术。在省里搞书画展的时候曾有人问我：老杨，当代艺术和古代艺术的特点，你能分别用一个字概括吗？我想了想，说：古代艺术的一个字，是“静”，当代艺术则是“躁”。我当然推崇前者。

　　考古收藏 实践经验鉴定文物

　　艺术品市场虽不成熟，但也有其自身规律。在我看来，就是渐趋理性的回归。国家“十二五”规划里讲到振兴文化产业，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近年我钻研书法之余，也在广泛涉猎瓷器、玉器、石器还有甲骨的收藏研究。其实早在三十年前，我在农村奔走于田间地头的时候，就在留心民间的收藏文化，很多东西都是那时候从农民手里淘来的。如今我常逛潘家园，感觉鱼龙混杂，很难找到真正的精品。

　　上世纪80年代前是国家文物部门垄断考古发掘，东西挖出来要专家鉴定，然后进博物馆，民间基本不流通。80年代后情况有变化，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挖出了很多窖藏文物，就带动了民间收藏热潮。

　　中国人有个好文化传统，遇到灾荒战乱，人们带不走的东西都埋到地下，所以窖藏精品数量巨大。四川遂宁一个窖就挖出两千多件瓷器，还有高安窖藏出土的元青花，也非常罕见。但这类工艺品面对的现状，同样是无序的。许多文物流散到海外，或者在民间遭到破坏，没有得到保护性发掘，这里还是监管体制的问题。流落到民间收藏者手里的这些东西，又缺乏考古业内的认同，很多博物馆的专家已经没有辨别真假、新旧的能力了，所以越来越乱。

　　我因为本身搞美术，工艺品属于大美术的范畴。过去带人出去写生，都是去一些偏僻、封闭，风景很好的地方，也跑了很多窑址。甄别新旧的眼力，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窑里的很多真东西过手，有比较才能鉴别，所以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依赖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就像女士们到商场买衣服，用手摸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料子。而很多文物专家这30年已经不去民间跑了，自然获得不到经验。开玩笑说，人类自己制造的东西应该都能鉴定，要是鉴定不了，就是人类自己给搅乱的。

　　淮河文化 被忽视的文明起源

　　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上世纪80年代提出过要重视“淮河文化”。

　　最早我是想搞清楚，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到底在哪里？过去都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后来长江文化也被提起来，大家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除了黄河和长江，我认为从前东流入海的淮河和济水，一共四条大河，都与中华文明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把济水吞掉了，只有济南、济宁这些地名还保留下来。到南宋后，淮河的入海口也被黄河吞掉，淮河没有出处了，就向南通过长江来入海。

　　淮河河流不长，水流平缓，两面的山不高，气候和地理条件都适宜早期的人类居住。从考古发掘来看，淮河流域发现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可以上溯到九千年前，这就比黄河流域五千年前的仰韶文明还要更早。北大季羡林先生在世时呼吁过，说我们要关注淮河流域，因为这一带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但是长期以来的文化研究，说到北方就是黄河，说到南方就是长江，淮河文化变成了一种次生文化，这是需要纠正的文化观念。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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