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13000平方米的展厅，231位艺术家的1300件作品，这些数字还仅仅是“改造历史”展览的一部分，因为还得加上 “青年展”的65位艺术家和他们的一百多件作品。不过，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这些数字并没有当时宣传的那么惊人，如果和年底再创新高的拍卖记录相比的话。在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的艺术市场似乎又再次红火了起来。

　　不知道“改造历史”是不是为当代艺术市场的好转助过一把力，但不管怎么说，吕澎先生的市场意识向来是非常明确的，展览之前他就多次强调在这个市场 “不好”的时候，要通过这个展览来恢复市场的信心，而参加这次展览的艺术家要接受一定的商业代理，也早就不是秘密了。走市场路线、与商业合作是吕澎的一贯思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吕澎就已经认为在体制打压和公众漠视的情况下，市场会给当代艺术以出路，而1992年由他主导的广州双年展就是第一次艺术和商业结合的尝试，虽然那一次尝试可以说是失败了，倒不是说投资亏本了，而是并没有体现出市场经济背后应有的契约精神。但可能是因为市场意识太强烈，以至于“改造历史”看起来并不像一个艺术史性质的展览，而更像是一个博览会，大部分媒体所关注的也不是艺术史，而是市场、投资等话题，以及开幕晚宴上的笑话和八卦，仿佛展览主题“改造历史”只是一个摆设。

　　细究起来，“改造历史”这个标题本身也是眼球效应大过了实质，“改造”显然是在借用社会主义的话语资源，这个词与“历史”结合在一起，暗示着一种去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如果从学统而言，国美毕业的吕澎继承的是经验、实证主义，以及分析的历史哲学;而强烈地反对黑格尔主义及思辨的历史哲学，从他平时对 “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不屑一顾就可见一斑。可是，吕澎对艺术市场的各种看法，却是有些宏大叙事的，其基调是市场提供给了艺术家们对抗官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武器，简言之，即市场救了当代艺术。而“改造历史”展览就是要在当代艺术再度广受质疑的时刻，用市场再救一回当代艺术。

　　不知道在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极权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市场还能不能构成一种制度性的解放力量，或者说，当官方制度与意识形态已经充分利用起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以至于一切几乎都被产业化了之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唠叨市场的功绩。在官方所热衷的“文化产业”的说法下，艺术难道不是已经被以从来没用过的方式与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吗?何况，市场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种障眼法，用来掩盖新的不公，甚至有意的欺骗，正如我们从当代艺术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那样。

　　在不少人看来，当代艺术能够在国家会议中心展出亦是一种进步，可是国家会议中心却是一家企业，只要付得起场租就可以使用。实际上，资本主义已经悄悄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推动力与原则，只要能带来利益，一切都是合法的，有利就是合法——在此种现实境遇下，市场到底是药还是病呢?或许，今天的病正是曾经的药造成的。

　　就展览本身而言，商业对学术的伤害也非常明显，比如架上绘画占据了展览的绝大部分，而且流行的趣味样式又是其中的主导，总之，投资风险被降到最低。

　　因此，“改造历史”这样的展览是可疑的，如果说是为了销售，那么它却以艺术史为名;如果说它是一个艺术史展览，它显然缺乏应有的研究性和严谨;如果只是把它理解成一次江湖聚会，可它偏偏选择在了国家会议中心这种地方。实际上，这类展览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假大空虽然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它没什么兴趣了，除了那些急需进货的艺术投资客。

　　没有什么比“历史”这个词更能牵动中国人神经的了，古代如此，当代也是，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段价值混乱期的当代艺术圈，人们越发渴望历史能够给出一个终审。可是，这种迫不及待扯出的“历史”大旗很多时候只是一张虎皮，用来帮衬市场这只狐狸。

　　在艺术史及批评圈内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是，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只是艺术批评的一种方式。作为艺术史作者，吕澎先生也清楚的知道他写艺术史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替当代艺术说话，虽然事实上他只能是替一部分艺术家说话。因此，最重要的不是艺术史的内容是什么，如写了哪些流派和艺术家，而是用什么样的艺术史观及方法，以及对这些观念与方法的考量与推进。在这个意义上，那种通史性质的艺术史写作，比如把三十年，或者把每十年作为艺术史的主题是很不专业的，或者说，离学科性质的艺术史研究还很远。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没有艺术史学意义的艺术史写作或展览，不要担心，也不要太过计较，它们只是提供了一些以后或许可用的史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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