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2-23 13:33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文/黄建宏

　　就2010年的台湾当代艺术现象而言，表象上确实出现了“平稳”的状态，这个“平稳”出自许多不均衡的讯息和运作间的纠结，诸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庞大资金挹注、美术馆满档的分组交换展和参观人数的高冲、艺术家活动空间的多样化、社会行动者在网络链接的活络、都市更新提供的复合性空间、网络媒体空间的开放与新闻媒体相较于过去的更多关注。这种相对于全球经济紧缩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威胁而出现的“平稳”，诸如艺术家展览不断、策展主题的繁殖、市场的邀约、作品与展演形式的规格化等等，这些不痛不痒的“欢乐”现象事实上并非艺术发展渐趋明确化、艺术与社会的积极互动或是市场机制的正常化，而是艺术创作劳动力更为快速地进入城市和社会的资权分配关系。

　　所以，这“紧密”并非意谓着“互动”的积极性，而是信息生产的加速和生命管理(bio-administration)的深化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反身性”(reflexivity)。一方面，再现层面的诠释与批评空间已经变得过于平滑，超越美学与伦理之外的真实问题几乎让参与其中的创作者或评论者缄默：媚俗的文化政策经由盲目的行政力量与媒体操作，让扮演社会反思角色的当代艺术变成为抗拒文化推广的功利菁英。2008年台北双年展提议的“公共性”，也迅速地被文化行政官僚与美术馆吸收，结合媒体呈现的量化奇观再次将“公共性”庸俗化。另一方面，“反身性”让艺术从其生产机制即服膺于“他治”的无可奈何，文化创意产业的沸沸扬扬只会深化一种反身性的艺术个体化，意即当艺术独特性被掏空以及艺术讨论内部化后，所有保守而陈腐的表达形式都可以在“个体自由”的名义下合法化。自此，操作性与媒体逻辑的深入研究，似乎成为必须直接面对的实际现象与批判课题。

　　“录像”这一越来越难界定的艺术范畴，无疑地是“反身性”植入最深也最为敏感的场域，因为数字影像在机具的平价化、网络传输的加速以及展演上的弹性，让录像的影像思考脱离介于“自我诗性”与“艺术自身”之间的无人称状态，而极化为“自我诗性”与“布署位置”两端的个体性思考，前者用细腻的知识与信息保障脆弱不堪的主体表达，后者则将自身内化为操作单元，进入功利导向的斗争场域，名符其实地成为东浩纪指称的“资料动物”(database animal)，“数据动物”几乎就是全球化之后“反身性”的“后人类”典型。

　　这种人格化典型在台湾当代录像的创作中，除了平稳地生产出质量不错的作品列表之外，却不禁令人失望地看到“艺术＝再生产”，甚至“再生产”成为许多焦虑的圈内人所企求的“稳定性”，生产性的创造性意涵在粗浅的商业机制与行政官僚过快实现的承诺中快速消逝。相对于这种再生产与稳定化──也就注定其社会连系的正常化──的艺术生产，反向地激励出两种不同的影像走向：虚构传说与机器行为。“虚构传说”主要以“伪纪录片”或“谐拟消费影像”让贴近个体与环境的日常呈现出一种异质性的感受，逃逸出象征与寓言的现代主义框架和组织化资本主义框架的一种创造性再现，例如吴其育将日常“大特写化”的《林口怪兽》和《蟑螂屋》、高雅婷将建国百年“精灵化”的《千年》。“机器行为”不再将机器当作影像再现的潜文本，也不是将机器视为媒体批判的隐喻，而是规划出机器与创作行动的联动方案，既跨越麦克卢汉媒体与身体的同一化与交互隐喻，也不同于最初系统论的媒体先验论倾向，而是将拒绝机器的身体自主性与迷恋机器的合体化予以并置的“行为－录像”，如苏育贤面对视讯进行互动速写的《网络聊天室写生》，以及江忠伦的《水星人》和钟亭的《快闪悲剧的热情杀手》将商业与媒体操作的谐拟，置入艺术教育体制中的论文口考机制，将论述的对质转变为扮装表演与行为互动。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陈界仁在《帝国边界II》中同时将这两个方向推至政治与历史的边界；而且这两个方向不仅是台湾当代年轻艺术家所突显的发展，也可以在日本的当代录像艺术家身上找到类似的轨迹，如泉太郎、Chim↑Pom、高岭刚、八幡亚树等人的作品。

　　这两个趋向不是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必须探入作品的影像变换层次进行历史实在性的考察，因为辩证关系的图式只会落入退缩或再生产的“苍白思考”，这是一个必须从微型感性的交织与动态中，所生成之影像行为切入并进行思考的历史性必要时刻。这个时刻标示出当代艺术不再拥有任何具社会代表性的位置，能够同体制进行对立或意识型态的抗争，这不只是因为体制快速地吸收个人的创意与意见，更因为每个人不只是自由的个体，而且每个反身性主体就是国家、体制，甚至就是“公司”。这种反身性成为一种内在同质化的“生命管理”，而取消掉现代主义论者期许的“反思”。毕竟“反思”在今天的专业领域与评鉴机制中皆翻转为“演出”与“记录”。而无论是“虚构传说”或“机器行为”正好都企图逃离录像与身体、日常之间的既定形式与合法关系：即“演出”与“记录”。

　　因应种种内外依变的条件转换，除了上述的创作契机之外，台湾高度倚赖学院养成与生产的当代艺术，在近未来的挑战将是一种奇特而吊诡的“回返社会”。教育政策在普遍校园中强力植入的“服务学习”(意即“社会责任与服务的教育项目”)，让社会问题实在化为个体的道德感与实践，意即由国家机器对于NGO的间接肯认，全面地去除社会议题中的意识型态问题，甚至去除某些社会议题。这个运作确实突破了当代艺术论述社会议题的无力与无效，因为在大量作品与双年展展场中，社会议题只是奇观的一部份，甚至作为日常生活的互补项次。但这种反身性的强化，无法如德勒兹的想象──事实上他清楚地反对反身性──完成一种社会连结的独特内在性，它带给年轻人的独特性幻象只是更为狭隘的社会空间分配与无偿劳动的分配，反而更为全面地将内在性自同质化的内在中驱除。简言之，这种“回返社会”极可能去除独特内在性与社会议题特殊性的创造性动力。

　　反身性的“数据动物化”与“内在同质化”，以及“虚构传说”或“机器行为”的微型“私有化”与对抗“占夺式资本”，都是今天当代艺术生产中重要的社会意涵；这些环境现象、创作方案与社会意涵不再单纯地透过“后殖民论述”与“帝国论”的再现式批判(或隐含普世道德的投射式批判)来读取“好殖民者”的唇语，而是一种分裂式的“自我对抗”，一种通过对社会连系的不断挪移和错置，摆脱反身性中的无意识监控。这就是“虚构传说”与“机器行为”所带出并可能推展的“社会性”(1)[1]。

　　[1] 可参阅林欣怡在文化研究月报中发表的《剩余价值最高形式：人体原物料作为艺术生产线》与“双盲”展网站的〈“The Double Richard Mutt Case”：“R. Mutt”vs。“Crosstalk”〉两篇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