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辉映的女孩》

《民办教师》

　　哈登巴特尔，1949年4月3日生于原乌珠穆沁右旗喇嘛库伦庙所辖人家。1958年就读于宝拉格苏木学校，1965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牧。

　　当时，基础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牧民仍传承着游牧生活，为了普及教育，兴办了诸多“马背学校”——教师背着黑板骑上马，走包串户，进行巡回教学。直到1970年代初，每个嘎查成立小学实行集中教育后，“马背学校”才被取缔。1968年3月，哈登巴特尔成为贺斯格乌拉国营牧场的“马背教师”，方圆百里之内是他巡回教学的范围。有时蒙古包搬走了，找起来很麻烦。十几名学生的教学，一次巡回需要七八天。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他因找不到学生家，只好在野地里露宿。绊上马后，披上雨衣，头枕马鞍，刚躺下不久，不远处便传来了狼嚎声，这一夜过得惊心动魄，备受煎熬。 

　　摄影师阿音骑上白马，就不知道何时停下脚步。

　　在他镜头中的游牧蒙古人，有着祖先深刻印痕的面容，却与现代生活同步的表情——牧人胡须凝结的白霜，马鬃飘动的方向，蒙古袍垂落的花纹，以及目光里的深度。画面的人物仿佛从八百年前的游牧及征战中走回来。

　　从1990年开始，阿音给蒙古人塑像，在他的影像里，草原是无边的，雪是暖的，毡房是融合着爱的，而蒙古人——老人、男子、妇女、小孩，都是存在着的人，他们向拍摄者阿音敞开，他们向观者敞开，他们也向天地间的风雪敞开，不隐晦、不遮蔽、不卑不亢。1996年，阿音同时开始用影像为民办教师塑造了集体群像，他们直接而坦荡地面对镜头，让我们突然遭遇到了国家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的目光。他们的影像化的存在，既是一种证明，也是一种责问，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

　　“我不是成吉思汗，我的身后没有旌旗万杆，更没有浩荡铁骑。但我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的镜头前有我苍劲雄健的族人兄弟，更有刚强智慧的游牧文化。”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位蒙古族摄影师前一天晚上刚从草原深处拍摄归来。阿音把家安在锡林郭勒草原东乌珠穆沁旗，那里的牧民依然逐水草而居，祖祖辈辈靠放牧维持生计，虽然那里蒙古族的文化传统也正在悄无声息地渐渐退去，但比较之前父辈们生活的通辽，乌珠穆沁旗距离蒙古族人的心灵更近一些。

　　草原上的孩子

　　阿音是个草原上的失学孩子，初中二年级，因为贫困，他不得不中止学业，离开学校让他永远无法释怀。言谈中，阿音反复强调，自己就是个蒙古族的农民，除了自学过一些蒙古文学，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受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对于课堂里挥发出来的气息，对于民办教师，他怀着特殊的感情。

　　1996年，阿音开始拍摄民办教师。和之前的《蒙古女人》、《蒙古包》系列中的人物拍摄一样，被摄者们都正面直视镜头，同时，也直视着镜头后面的阿音。“我和他们之间没有距离，我就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就是我最好的亲戚和朋友。我们是平等的。”

　　自从1989年下半年，阿音买了一台长城牌傻瓜相机，开始自学拍照。从那时起他就靠拍照片生存，初期的拍摄对象大多是学生、学校、老师和村里人，给他们拍一点留念照，当地人热情地称其为“乡村摄影师”。那时，阿音能接触到的那些农村民办教师是农村生活中唯一带有文化色彩的人物，但是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他们常常这样对我说：‘我今天教学生，你给我拍一张留念吧，明天也许就不让我教学了。’”

　　民办教师在持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即将消失。他们曾经是一个几千万人的庞大群体，曾经被农民看成是文化人而受到尊敬，他们在国家没有力量普及规范教育的时候，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了大批建设人才，但从1990年代开始他们变成了弱势群体。面对着镜头，或蹲或坐，他们几乎都不微笑。

　　阿音的“留影纪念照”就是这么来的，“我和所谓的‘他者’是不一样的，我拿起相机的第一天就是这么拍的，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直视我的镜头，他们真实实在，他们想说什么都在镜头里。”

　　“我的文化没了”

　　阿音，原名柒金才，拿起相机，他变成了“阿音”。“阿音”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为了一件事要赶很远的路”。“我父亲一辈子是赶阿音的人。”阿音的记忆里，年轻的父亲汉语说得十分流利，他总是赶着牛车去额吉淖尔(母亲湖)贩盐，回来后对年幼的阿音讲述汉人的故事和品德，更不忘对阿音讲述蒙古族的古老传说。父亲的想象对阿音的影响如此深远，让他对赶路和远方充满了眷顾，并在寻找自己生命原点时感受着内在的波澜。

　　那首《蒙古人》是这样唱的：“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千百年来，蒙古人一直是这样对待草原的，爱惜、敬重、祭拜，视大地为母亲。可如今，他们仍然唱着这首歌，却很难与之心灵相通。

　　“草原沙化了。我的文化没了。”这个蒙古族汉子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口音，语言交流的时候不得不一遍遍追问，透过朴素的语言映射出的是对记录祖先文化的无限焦急与感慨。一个几百年来在山峦、原野、河畔间与牛马驼羊朝夕相处的民族，其实是一个疏于记录的民族。阿音，也许将成为其最后一位记录者。

　　2003年之后，草原的生存环境恶化得厉害，草原上赶着牛车马车的生活基本消失了。

　　“1983年之前，草原没有分配，大家都可以放牧，1983年之后，全分了你我，拉起了铁丝网。有人分得了湿地，但有的分得不好的牧民，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草原上的牧民穷人很多，唯一的办法就是响应进城的号召，去务工。游牧文化真的要走到尽头了。”

　　历史的车轮终究是要向前的，游牧文化的命运令人担忧。2010年，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开始修筑三条通向外界的铁路，这意味着，这个地方要试图与欧亚大陆接轨共舞了。当年，柏油路穿过草原之后，开挖煤矿的人就进来了，把草原打得千疮百孔。如今，铁路再把世界各地的触角伸进草原深处之后，不可否认会给牧人带来更多的致富机会，但开放的喧嚣还能留给草原静守游牧的余地吗？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位蒙古族摄影师，他能做的只是日以继夜地记录着，用黑白影像谱写一曲蒙古长调，在发展的隆隆车轮背后吟咏。

　　我和所谓的‘他者’不一样。我拿起相机的第一天就是这么拍的，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直视我的镜头，他们真实、实在，他们想说什么都在镜头里。  早报记者 徐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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