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青铜器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自春秋以下，仿制、伪造的事就几乎没有中断过。《韩非子·说林下》曾说到“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的典故，这就是青铜器伪作史的肇端。而这鲁国伪造谗鼎以应付齐国的事，又见于《吕氏春秋》，而且记述更为翔实。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吕子》，是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的著述。《汉书·艺文志》列之入杂家，乃因为它“兼儒墨，合名法”，包括了历史范围内各方面的内容，即便仅从史料角度上来看，也是先秦时代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散佚很多，有些靠《吕氏春秋》引征的片言只语而得以保存，如《吕氏春秋》中所记的岑鼎。岑鼎又称崇鼎、谗鼎，天子的宝器。盛气凌人的齐国为索取岑鼎而兴兵攻打鲁国，鲁君只好运了另一只鼎前往搪塞。齐侯也不是省油的灯，退了回来，还派人通知鲁君说：“如果柳下季说是岑鼎，我就接受它。”这个柳下季是鲁国人，鲁君请他出来为这只退回来的鼎作证。柳下季说：“你送岑鼎往齐国，是想留下真岑鼎还是想免去鲁国祸患呢？我是以信为国的，现在要破坏我心中之国而为你免除国难，这是我的为难之处。”鲁君无奈，只好将真岑鼎送往齐国去了。汉代高诱在注释这段话时，引用了《论语》“非信不立”的说法，推许“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鲁君之国”。

　　《吕氏春秋》之立意，是借鼎之真赝和柳下季得体的说法，劝喻人们要善于审察时物，这一用意是很明白的。不过，这恰恰也是鉴藏活动中很重要的一点。

　　延至汉代，商周青铜器已不能多见。一旦得古器物重见天日，往往以为是祥瑞的征兆。《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元年 (公元前116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牛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不过，有人怀疑此鼎是当时的作伪老手新垣平 (上大夫)为献媚武帝而做的伪器。后来，新垣平因献“人主长寿”假铭玉杯事发，落了个夷三族的下场，这实属咎由自取。在其后的二千多年历史中，所知的历代伪器及疑伪之器，据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一书的统计，多达1600余件，仅清代乾嘉以来百年的伪作就超过1000件，确实是愈演愈烈了。

　　以往曾有人以为仿古器乃由宋代人开风气，其实不然。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已记述了唐、五代官营作坊专事仿造铜器的事。今存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仿西周觯，是打过蜡的熟坑器，这件器物便出自赵希鹄所说的时期。说宋人复古仿造之风炽盛，倒是不错的。宋初铜料不足，朝廷曾发布禁铜令，仿造也难成气候。北宋中期以后，复古之风兴起，而这时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也多，仿造古器之风才盛行起来。见于宋代吕大临《考古图》记载的，便有庚鼎、辛鼎、癸鼎出于开封，晋姜鼎出于韩城，公诫鼎出于上雒，乙鼎出于邺郡等等。宋徽宗好古物，宫廷作坊便依照出土铜器大量仿制。《宋史·礼志》说：“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当时所仿制的有礼器、乐器等多种品类。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还说到，宋太祖时，王朴善铸编钟，能与周代铜钟形状一样。宋徽宗时，曾以春秋晚期宋公戍钟为蓝本新铸大晟编钟，器形纹饰无不仿制得惟妙惟肖。显然，宋代颇不乏精于仿古的高手。

　　不过，仿作或复制的技术手段与作伪相近，目的却有霄壤之别，这是不可与奸人鱼目混珠，旨在坑蒙别人以射利的做法一概而论的。

　　有关伪作青铜古器的记述，最为详尽的当推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是书所述全为鉴别各种古器物之事。其中的“古钟鼎彝器辨”，专论青铜器物，穷原竟委，辨析精审。赵氏首先说到，三代器物各有不同的时代风格，商代器物质朴，周代雕饰细密，夏代刻缕细如头发。铜器入土千年后，颜色青翠滋润。坠于水中千年后，则呈纯绿色，且莹润如玉。如一直流传在人间的，则其色紫褐而有朱砂纹，伪物则多用漆调和朱砂涂在上面。以上三类古铜器都没有腥气，若属后人伪造的假货，只要把双手磨热再去檫它，则铜腥冲鼻，如是不难分辨真伪。

　　伪造古铜器的方法，是用水银掺杂锡末，就是宋代所称的磨镜药，先均匀涂在新铜器表面，然后用浓醋调和细硇砂末，以笔蘸汁涂在上面。表层出现腊茶颜色后，浸入新汲出的井水中，铜器就会出现蜡茶的颜色。如等到表面出现漆一样的颜色再浸水，所得就是漆那样的颜色，不浸水的器物则会变为纯翠色。三种颜色的铜器，都可用新布来擦出光洁莹润的效果。这样伪造器物的铜腥，因水银的阻隔而并不露出。惟古铜声音微弱而清亮，新铜则重浊而哄乱，终究难逃善辨者的鉴识。赵氏还详述了各代器物的形制、款识、字体、色泽以及铸造工艺等各方面的特征，既指出了前人的舛误，又记述自己从亲见之物考证的心得。是书不事空泛之语，后世鉴赏家推之为指南，洵非过誉。（文　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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