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过一个馆藏小校场年画展。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此前，在小校场年画于沪上诞生的大约一个半世纪里，上海竟从未举办过一次相关的专题展览，也从未出版过一本这样的专题画册。

　　中国年画历史悠久，产地众多。民间收藏家中，论起杨柳青、杨家埠等著名产地的年画，藏品有几百甚至上千幅的不在少数；反观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收藏，虽然其生产、销售的繁盛期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但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能拥有一定数量（比如三五十幅）的就绝对是凤毛麟角了；国内外著名文博机构，收藏小校场年画能超过百幅的，大概也不过区区三五家而已。估计在世界范围内，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很可能也就在一千幅左右，这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各产地出品中存世量最少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和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城市，各类形式的新鲜事物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城市引领风尚，“各领风骚三五年”。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人的“弃旧趋新”行为变得十分普遍。就小校场年画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1890年至1910年间印制发行的，这从年画上的绘制年款和作品反映的内容可以大致推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此期间正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时段。大约从宣统末年起，也即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随着社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月份牌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并且迅速走向衰落。在小校场年画中鲜有反映民国社会生活的作品存世，这也说明，那时的年画店庄已没有很大热情去从事传统年画的生产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工业，传统只能扯起白旗投降。此外，从收藏角度而言，年画的收集颇不容易，除了战争损毁以外，因其年节的特点，年复一年不断地被覆盖、撕揭；加上年画地位卑微，不入画史，不登大雅之堂，故长期无人收集，更乏人整理研究，随着日月流逝，终于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近代上海在开埠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经济繁荣，造就了大量新的官绅富商，同时也产生了人数众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物质丰饶之余，必然产生对文化艺术产品的需求，由此催生出有着强烈地域色彩和时代特色的“海派文化”，上海小校场年画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崛起，并自然产生了诸多和其他各地传统年画不同的地方。清末，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进犯，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另一方面，各国租界相继建立，近代西方文明也随之渗入，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文化畸形发展。这种社会激变的情景，在年画中多有及时的反映。小校场的年画除传统题材作品外，其他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时装仕女画，这可能与上海商业经济繁荣发达，肖像画的需求比较旺盛有关，当时也的确涌现了一大批以擅长人物画而驰名画坛的高手，如费丹旭、改琦、任伯年、钱慧安等等。这些仕女画以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既反映世俗生活内容，也逼肖民间年画的气息韵味，比较适合刻版刊印，因此很快成为各家年画商们争相翻版的对象。另一类是反映洋场生活，表现时代变化的作品，这类作品明显沿着两条主线发展：其一是以表现租界新事、新物、新景为内容的作品，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海上第一名园》《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们对于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年画也因此成为人们了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其二是反映时事，提倡爱国的年画，如《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国民汉兴三军司令》等等。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都市新兴的奇观胜景，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这些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社会新闻的年画，是其他美术种类中鲜见的，可谓一大创举，成为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年画本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小校场年画则浓缩了都市的时尚风情，堪称中国年画史上的一朵奇葩。但上海迄今没有关于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专著问世，散篇的研究论文为数也不多，且少有对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认真发掘的。此外，我们至今也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业人的传承谱系，其绘稿、刻版、刷印、销售、使用的具体情况更是长期缺少调查。这是亟须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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