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章乃器藏品商代·亚（左酉右上凶右下儿）父丁鼎，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原名埏，字金烽。1918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1935年在上海参与创立救国会，1936年11月在上海与沈钧儒等6人一同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初期获释，任安徽省府委员、财政厅长。1945年底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等职。1952年出任首任粮食部部长，1953年参与创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任副主任委员。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章乃器文集》等。

　　2007年是先父章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章乃器先生捐献文物展”。有年轻朋友参观之后感慨：“像令尊这样的人，如今不再有了！”我知道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于是笑而不答；还有朋友问我：“当时令尊捐献文物，是不是被迫的？”我明确回答：“不是。”

　　在老一辈的知名人士中，父亲以爱好文物考古著称。1948年底，父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有系统地收藏文物并形成系列，则是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后开始的。

　　父亲在公余之暇开始光顾文物市场，主要是北京的隆福寺和琉璃厂的店铺，还有东大地(今红桥附近)的地摊。当时北京的文物“泛滥街头”，其中真伪混杂，良莠不齐。父亲的优势是与不少鉴定专家和收藏家结下良缘，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辈孙瀛洲老先生曾帮他“掌眼”，收藏家叶恭绰、张伯驹、赵振经先生等，也时有过从与切磋。

　　父亲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出于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为业余爱好。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1952年出任粮食部部长后，他越来越忙碌了。到1954年，他也积存了三个房间的文物，收藏门类比较齐全，其中不乏精品。

　　1953年12月9日，父亲致函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我四十天以后就要搬家。为图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后不久将我的一批文物接收过去。”

　　1954年初春，郑振铎从故宫派来了六位专家接收文物，父亲敞开所有的橱柜任其挑选，大概筛选了一个月，有1100余件藏品入选。像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精品，都在这次进入了故宫的珍藏。翌年，他还捐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一批文物。

　　对于搜集来的文物，父亲通常会请一些朋友共同鉴赏，但在整理分类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他曾定制大批锦盒，将那些来时无包装的文物妥善保护。文物入藏时，他经常会在锦盒上写一些文字或心得，记述藏品来源、品类、特点。

　　按门类成系列搜集，是父亲收藏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在铜、瓷、玉器门类的收藏上，历代有代表性的器物他都尽量搜集。例如，他曾精心搜集了几十件宣德和仿宣德铜炉、铜器(王凤臣、张鸣岐、胡文明三大制炉名家的作品都在其中)。

　　瓷器是父亲收藏中的大项，除广泛搜集宋代五大名窑外，元明青花及清三代官窑也是他的搜集重点。对于晋唐辽金以上的古代瓷器，他的收藏也很可观。我所见年代最远的瓷器，是一只汉代的黄釉埙；其他如晋青瓷鸡首壶、唐秘色釉圆盖、宋“宣和元年”枕、明龙纹宣德大盘、清粉彩开光三秋瓶等，品相都相当完整；还有一只巨大的乾隆粉彩灯笼尊，“文革”结束后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父亲的玉器收藏也很丰富，我印象较深的有良渚文化“鸟纹大玉琮”，还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蛾(“文革”后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大量的商周秦汉古玉和明清白玉珍玩。他在书画方面收藏较少，比较知名的是宋黄山谷的“梅花三咏”手卷。在杂项收藏中，他曾搜集到稀有的全黾甲甲骨刻辞、漆器名家姜千里制螺钿漆圆盒、卢肤之制螺钿插屏等；竹雕名家张希璜、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濮仲谦、周芷岩、潘西风等的作品，他也多有搜集。

　　我曾经问父亲：您上过当吗？父亲说上过不止一次，如果不上当，怎么学得会鉴别真伪？当收藏家是要交学费的。

　　父亲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以往搜集、保护和捐献文物的行为，反倒成了罪状，在报纸上屡屡出现颠倒黑白的批判文章和漫画。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和国务院机关的造反派非法侵入灯草胡同30号章宅，对父亲横施暴力八天八夜之后，将全家扫地出门。在康生的圈点下，残存的文物被装上六辆大卡车全部运走。故宅被红卫兵组织“公安队”占作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撬开地板，拆散硬木家具，充作燃料。

　　“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文物局交给我一张权贵们攫取文物的不完全清单，林彪、康生、曹轶欧、陈伯达、邱会作等都名列其间。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宋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仅象征性地付了五元钱。

　　根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入库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许多重要藏品至今下落不明，也未列入上述清单之内。即便如此，家属还是按照父亲的遗愿，将大部分发还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父亲生前很重视文物的系列保护，但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私人未必能做到科学保管。在博物馆里，文物的文化价值得以传播，捐献者的文化精神得以昭示，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归宿。

　　恢复历史记忆，找回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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