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窑白釉童子抱鹅壶。

洛阳吕庙出土唐三彩人形壶。

唐邢窑茶具模型及瓷塑读经人物，1950年河北唐县出土，冠顶开口可以少许注水。

　　西安  杜文

　　陶瓷人形壶是唐宋古瓷中的罕有造型，形象生动，堪称同时代壶具中的精品。对陶瓷人形壶的系统研究，仅见近年南开大学刘毅先生撰有专文。本文试对陶瓷人形壶在唐宋时期的兴起和演变加以归纳和梳理，并解读其内涵与民俗背景。

　　人形壶的缘起

　　人形壶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中已经出现，如青海省乐都柳湾墓地出土有一件马家窑文化贴塑裸人陶壶，高33.4厘米；甘肃玉门市火烧沟也出土有四坝文化(约公元前2000年)彩陶人形壶。这些人形装饰的彩陶带着先民们浓重的神灵崇拜和原始宗教意味。

　　这一造型在瓷器上出现则较晚，从考古资料可看出，初唐时期人形瓷壶开始盛行，五代、宋代都是其烧造的高峰期。

　　唐代胡人形陶瓷壶隐含的酒俗

　　在唐三彩中，有一类体量较小的胡人抱囊壶，在唐代“两京”长安和洛阳皆有出土，在海外也有所收藏。这种胡人抱囊壶以往多为单件出土。以洛阳博物馆馆藏两件为例，如1957年洛阳市吕庙出土的一件唐三彩抱囊壶(图1)，曾被定名为“女俑持荷叶造型灯座”，被认为是俑内盛油、在壶口位置另放灯盏的灯具。这种说法显然有误，笔者认为俑内盛酒的可能性大；另一件胡人抱囊小壶为1976年河南孟津周寨出土，模印制作的唐三彩胡童也抱着鹅雁形囊，它与盛唐时期常见的七子盘一同出土(图2)，可知其原始用途可能也与唐代酒俗有关。

　　唐代也有白瓷胡人抱囊壶，如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段伯阳墓出土的一件(图3)。高24厘米，口径5.3厘米，腹围33厘米。胎质坚硬，釉色白中闪黄。造型为高鼻深目的西域男子，留八字须，面带微笑，身着圆领短袖衫，额头贴有圆片装饰，并有一周连珠装饰。双手带镯，斜抱一囊，囊底与身体连通，液体可由此注入。囊腹部装饰有宝相花纹饰。以往发表的资料介绍该壶出土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墓葬，经考证墓葬年代应推前6年。段伯阳并非普通官员，而是任职于宫廷的高级宦官。通过研读段伯阳墓志可知，段伯阳约出生于581年，应在隋代(581～618年)已担任宦官，入唐时段已年近四旬。从武德初年开始，他先后担任的宫廷宦官职务有内仆局丞、令，宫闱局令，太子典内，护军，内侍省内寺伯。他卒时已80岁，葬于龙朔元年(661年)，乾封二年为其妻高氏亡故和葬其夫的年代。其妻在段伯阳亡故6年后葬于他，鉴于墓主夫妇身份特殊，主要随葬品的时代下限应按其夫亡年计。该墓还出土有白釉胡人头像和应系宫廷用瓷的唐代白釉贴花高足钵，都是罕见的唐代白瓷珍品。

　　以上几种唐代陶瓷胡人抱囊壶都表现为胡人捧皮囊造型，有的皮囊作鹅雁形，胡人造型与同时期唐代玉带上的造型一致，如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玉上的胡人形象(图4)。唐人小说中多有关于西域胡人的内容。李商隐之《杂纂》卷上“不相称”条还有“穷波斯，病医人，瘦人相扑， 肥大新妇”的描述。唐代还有刻制“酒胡子”木偶在酒席上佐酒助兴之俗，刻木为胡人形，置之盘中，左右侧如舞，久之乃倒，视其传筹所至或倒时所指向者饮酒，故又称劝酒胡。唐人卢注作有《酒胡子》诗，诗中有“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nièwù，不安定——编者注)不自定，四座清宾注意看。”“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等诗句。在唐人眼中，波斯等胡人多有宝物且善饮酒，唐三彩和唐代白瓷中的胡人捧囊，当与劝酒或献宝题材有关。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可知，高足盘被唐人用于献饮；1976年河南孟津周寨出土的胡人抱囊壶陶塑与唐代酒具七子盘一同出土，与唐人劝酒用的“酒胡子”造型上应有某种关联，同样的胡人捧囊壶也可制为规格较大的实用器皿，段伯阳墓出土的胡人壶即是例证。

　　四川邛窑唐代产品中也有一件完整的人形瓷壶(图4)，此件跪坐体态的童子形壶采用黄褐色和绿色点染衣饰，肩部有双系，有一定地方特色。其图片收录于《邛崃文物博览》，图录上标注为唐代器物。邛窑瓷器断代，尤其是唐、五代、宋代分期有待完善。这件人形瓷壶笔者倾向其时代应略晚，或为宋代产品。   

　　唐代、五代、宋代的人形瓷壶

　　随着饮茶风尚在唐代社会的流行，另一种道教男子造型的人形壶开始出现，这种道教人物造型与撰写《茶经》的唐人陆羽(733～804年，字鸿渐)有一定联系。

　　陆羽好友在《连句多暇赠陆三山人》诗中称赞陆羽“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陆羽早年生长于佛寺，还俗后与道教多有交往，他在世时已被誉为“茶仙”。陆羽在唐代即被神话，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窑工已制作其陶瓷雕塑，其塑像被卖茶之家供为茶神，并经常用茶汤灌沃以祭祀。唐代赵《因话录》载：“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唐国史补》载：“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敬不利，辄灌注之。”《新唐书·隐逸传·陆羽》载：“时鬻茶者，至陶(陆)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大唐传载》也记有：“陆鸿渐嗜茶，撰《茶经》三卷行于代，常见鬻茶邸烧瓦瓷为其形貌，置于灶釜上左右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以釜汤沃之。”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套传1950年河北省唐县出土的唐(另一说为五代)邢窑白瓷茶具模型(图6)，有风炉、茶、茶臼、茶瓶(注子)、渣斗风炉共5件器具和一件人形瓷塑组成，茶瓶仅高9.8厘米，从尺寸可知这是一套观赏或陪葬用器。其中有件道教人物装束的人形壶，人形雕塑头戴高冠，双手展读经卷，冠顶有开口，可以注入少量茶水，孙机、刘毅等不少学者都认为所塑人物应是唐代的茶神陆羽。但是唐人记载中的有关巩县窑瓷偶人“陆鸿渐”的资料，在河南文物考古部门公布的窑址发掘资料中似未看到，有待辨识出来。

　　直到宋代，茶神陆羽瓷塑仍被供奉。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收录有欧阳修为李阳制陆羽画像石碑所作的跋文：“言茶者必本陆鸿渐，盖为茶著书自其始也。至今俚俗卖茶肆中，尝置一瓷偶人于灶侧，云此号‘陆鸿渐’。”鉴于陆羽作为茶神，唐宋都被崇拜，并制作有瓷塑供奉。刘毅先生按唐代出土的邢窑道教瓷塑坐像为标准，在宋代人形壶中也辑录出几种道教装束人形壶，认为他们也很可能与茶神陆羽有关。随着近年考古发掘的深入，这类五代到宋代的人形瓷壶已经出土多例，在南北方窑口都有烧造，主要有：

　　1.北京顺义县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年)净光塔塔基曾出土一批白瓷，其中有一件北宋定窑白釉人形壶(图7)(被命名为“童子诵经壶”)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壶高27.9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0.5厘米。胎骨致密，白釉微泛青。瓷人端坐，头戴莲花瓣式冠，冠顶有圆孔为壶口，身着交领袍，双手执书卷捧于胸前，书卷上端为壶流，身背后有一柄。河北张家口崇礼县出土有北宋定窑白釉童子抱鹅壶(图8)，造型活泼可爱。通高15厘米，注水圆孔在脑后，模制而成。现存该县文保所。

　　2.安徽省先后出土两件北宋人形壶名品。一件为青白釉人形执壶(图9-1)，系1971年怀宁县雷埠乡一位村民挖出。通高23.9厘米，口径2.2厘米。人呈站立式，面目端庄，有须；头束冠，冠顶为壶口，身披长袍，背部有曲柄；双手交于胸前捧一管状物，用作壶流。被定为一级文物。关于其烧造地目前有观点认为是北宋景德镇窑产品，也有观点认为系安徽繁昌窑北宋产品，待考。另一件是1994年在宿松县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墓中出土的人物青白釉褐彩仙人吹笙壶(图9-2)，通高19.3厘米。

　　3.1997年，西安市长安县博物馆(现为长安区博物馆)接收了当地公安机关移交的一件北宋白釉人形壶(图16)，通高38厘米，人物体态丰盈优美，冠顶有鸟形装饰，难得的是壶底带有墨书“熙宁”等纪年款识，显示该壶的年代为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85年)。

　　4.耀州窑传世及出土人形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北宋耀州窑青釉人形执壶(图10-1)，通高29厘米。壶体人物束冠，着长襟衣衫，肩部装饰翔鹤纹，双腿直立，微露双足。体内中空，头顶有孔为壶口，双手于胸前捧方口壶流，后背中央附曲柄。人物面部雍容饱满。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匀净滋润。因衣纹线条折角处釉薄，从而呈现出胎色而具有立体效果。耀州窑大型瓷塑作品较少，此件人形壶无论是造型构思还是工艺水平都可谓上乘。据介绍，这件藏品来源由清宫旧藏，笔者一直无缘在故宫展出时看到它，但从图片看其壶流和足部色泽不一，似经过修复。北京古瓷片收藏家白明《片面之瓷》一书也收录了一块北宋耀州窑人形壶残件(图10-2)，传为山西流出，与故宫人形壶在造型上基本一致。

　　在耀州窑黄堡窑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五代、宋、金时期青瓷人形壶标本多种，其中五代耀州窑青釉人形壶残件分跪坐、站立两式。规格最大的一件为立姿(图11)。所塑人物拱手站立，身微前倾，体内中空，右衽，博衣宽袖，脚穿云头鞋。双手持一方形中空物置于胸前作流，背上有扁平曲柄，壶口在头部，残去。胎呈灰色。施青釉，釉层厚，釉色青中泛灰。足底擦釉。衣带上有划花云朵装饰纹样。造型别致，前后合模制成。残高20.6厘米。现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另有人形壶头及上身残件、跪坐带后背曲柄人形壶残件，都残缺较甚。

　　2008年8月，西安亮宝楼举办了“耀州窑古瓷标本精品展”，展品主要为西安基建所出耀州窑残片和标本，由西安多位耀州瓷标本藏家提供。其中有一件五代耀州窑人形壶残件，其身部由两半粘合，胎质微疏松，笔者上手观摩，认为是件难得的精品标本。某收藏类刊物刊出西安藏家撰写的一篇耀州窑五代瓷探讨文章，配图中有一件青釉人物头部，笔者从缩小的图片不好判别是耀州窑或湖田窑产品，遂联系观摩实物，获知2008年另一位藏家购藏到带头部的人形壶残躯，两件标本组合后发现原为一件器物(图12)。带头部分残件高22厘米，完整复原高度37厘米。从断茬老旧程度可知此壶早年已断裂，早年被废弃后，被两位藏家于近年陆续购得。此壶釉色呈天青色，童子衣裳刻划有团花装饰，背后曲柄。壶流部分纹饰带有羽毛，似为唐代以来人形壶抱持的鹅雁，可惜流部已残。这件天青釉壶也是耀州窑人形壶又一件面世精品。

　　耀州窑在宋金时期继续烧造人形壶，黄堡窑址出土有宋代人形壶带花冠的男子头部残件，花冠顶部开口。金代耀州窑也烧造老吏形小壶(图13-1)，类似藏品在艺术品收藏网站公布的网友藏品中也见有面世(图13-2)。

　　5.潮州窑宋代人形壶

　　潮州笔架山窑是重要的宋代外销瓷窑口，该窑人形壶的烧造也比较突出，面世品种丰富，规格大小不同。最大的宋代青白釉麻姑献寿酒壶高25厘米(图14)，自潮州笔架山窑采集，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小型人形壶尺寸接近文房水注(图15)，高度10～15厘米，为抱壶女孩坐像，姿势不一，模印成型后再以手工修饰完善。在人像的背后挖有一小圆孔，作进水和气孔，可用手指按气孔控制水流。

　　6.辽代摩羯人形陶瓷壶

　　在辽代白瓷中也有人形壶，并且造型结合了摩羯形象。1976年内蒙古巴林左旗乌兰套海苏木辽代遗址出土的一件白瓷摩羯人形提梁壶(图17)，通长16.5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7.5厘米，造型优美，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这种人与摩羯幻化合体(也被称为化生)的图案在北宋、金代北方瓷器中已经面世了多种。

　　另据刘涛先生撰文介绍，景德镇等两宋青白瓷窑遗址中还偶尔可见人身带管状流的残器，但因形体过小或残损过甚，尚无法证明它们是否为道教装束的人形壶。

　　唐宋人形陶瓷壶的造型传播与影响 

　　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锦》收录了南宋社会普遍赞誉的多种“天下第一”，其中有“高丽秘色”。12世纪的高丽青瓷借鉴了宋代青瓷的造型。徐竞在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奉命出使高丽，次年归来时进呈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卷三十二“器皿”言“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为荷花伏鸭之形，复能作碗、碟、杯、甑、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少有不同。”可知高丽青瓷学习宋瓷造型。高丽青瓷中出土有12世纪的青瓷人形注子(图18)，通高28厘米，底径19.7厘米，为韩国国宝167号，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据介绍，该壶1971年出土于韩国大邱郊外一果园内，国立中央博物馆原收藏有与此人形壶头部残件和类似尺寸的碎片，但不知用途，直到发现此注子后才明白此注壶的实际造型和用途。该壶造型为一戴鸟纹高冠的仙人手捧仙桃，人物头部有注水口，背部有曲柄，衣服上阴刻唐草纹，应为韩国全罗南道康津窑的产品，生产年代约相当于南宋中期。笔者在韩国中央博物馆观摩时，还见有同时代的高丽青瓷抱净瓶人形砚滴(图19)，但规格较小，与高丽青瓷中的猴形砚滴、抱净瓶孩童砚滴同属文房用品。

　　综上所述，陶瓷人形壶在唐代以后经历了胡人献酒、陆羽茶神、道教人物(图20)、摩羯人物等造型，并传播到朝鲜半岛。从元代开始，随着景德镇瓷器中绘画瓷比例加大，完全拟人造型的人形壶已极少烧造，其蕴涵的唐宋酒俗、茶俗行业也逐渐淡去。清代，民国时期有寿星等拟人壶造型，或在桃形壶上绘制寿星、八仙人物，都带有吉祥献寿的美好寓意。但是人形壶并未完全绝迹，在淄博窑、澄城窑等不少地方民窑壶具中仍延续这类拟人造型(图21)，显示了陶瓷人形壶造型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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