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1-01-18 14:36　　　来源：北国网-辽宁日报

　　前言

　　“三普”发现中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最多

　　在距今4000年左右，活动于辽海地区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他们手中的工具和武器不再只是石器，他们学会了从矿石中提取金属，并开始用它来制造工具或武器。这样，古朴庄重、泛着青灰色光芒的青铜器正式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青铜器的诞生，使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进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曾这样说：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

　　由此，人类步入了一个文化内涵丰富多彩的青铜时代。有人也称青铜时代为青铜器时代或者青铜文明。在考古学上，它是指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省共登录文物遗迹2.4万处，其中尤以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为最多，在全省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实地调查与考古研究成果使一个久远的“辽宁青铜时代”重现今人面前。

　　青铜时代：辽宁历史上的精美篇章

　　核心提示

　　●经调查，辽宁的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经历了早期(夏代至商代前期)、中期(商代后期至西周前期)、晚期(西周后期至东周时期)三大阶段。

　　●辽宁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分布，以医巫闾山为界，分为辽西与辽东两大文化区块。辽西青铜文化繁荣得较早，而辽东则相对滞后一些。

　　●辽宁各地区青铜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彼此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非常复杂的内在联系。

　　4000年前辽宁走进“青铜时代”

　　原始社会人类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器，在之后的生产生活中，他们偶然发现，某些坚硬的石头经过火烧后可以炼出金属物质。这一发现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欣喜，铜器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其实，最早出现的铜器并非青铜，而是红铜。红铜是从一种发绿的叫做孔雀石的石头中炼出来的金属，较软，不宜制作工具。后来，人们有意识地在红铜中再加进两种金属，一种是锡，另一种是铅，这样得到的金属硬度就增强了，因而能够制成各种耐用和锋利的工具。

　　因为它还是以铜为主，呈青色，所以人们就把红铜与锡、铅的合金称为青铜。青铜的熔点比红铜低，就硬度来说，它也比纯铜高，在铸造性能上，青铜优于纯铜。这些优势使得青铜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实用性，所以青铜的生产发展速度很快。

　　综观我国古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用青铜制成的器物有礼器、生产工具、车马器等等，其中礼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青铜器是人类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大大提升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由石器到青铜器，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而“青铜时代”则是考古学上的叫法，有人也称之为青铜器时代或者青铜文明。

　　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以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辽宁地处华北、东北、北方三大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人类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域特点，使之与中原文明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交流与联系。

　　在中原地区进入了夏代后，辽宁地区也大致与中原同时进入了铜器时代，只不过铜器的冶炼水平还不如中原发达，开始时多是制造兵器和一些小件饰品，很少有大件的礼器。

　　从绝对的年代讲，辽宁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延续到公元前300年。

　　发现展台

　　辽西出土了哪些青铜宝器

　　匽侯盂——辽宁最早发现的青铜器

　　锈色碧绿，器形庄重，纹饰精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非常珍贵的青铜器珍品，它就是1955年出土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海岛营子马厂沟的西周时期的侯盂。

　　盂是古代的盛食器，青铜盂主要见于商至春秋时期。

　　侯盂高24厘米，口径35厘米，侈口、深腹、平底、圈足，两附耳上部有横梁与器身相连。

　　它的主纹饰是一种凤纹，鸟头像龙而凤冠逶迤下垂，装饰非常华丽。

　　凤鸟寓意吉祥。在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常常可见各种凤鸟的纹饰。凤鸟冠的造型，有的是像金文“皇”字一样的多齿冠，有的是头上有尖状弯角的大鸟纹，还有就是像匽侯盂上的这种华丽的长冠凤鸟纹饰。

　　整个器具造型庄重，显示了主人身份和地位的尊贵。那么到底是谁在使用这一器具呢？

　　在匽侯盂的内壁刻有“匽侯做盂”5字铭文，它的意思就是“匽侯用来盛饭的盂”。匽侯又是谁呢？专家解释说，“匽”是“燕”的古体。燕是西周初年分封给西周名臣召公的一个诸侯国，自召公受封于北燕至公元前222年秦灭燕止，历时800余年，延传42王。

　　根据考古发现，北京房山县琉璃河有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还出土许多有“侯”铭文的青铜器，推测西周时期燕国的政治中心极有可能就在北京一带，而匽侯为当时燕国国君的统称。从匽侯盂的器形和铭文综合考虑，匽侯盂为西周初年成王时期铸造，同时代的燕国青铜器铭文中常出现 “匽侯旨”字样，据专家考证，“匽侯旨”为召公长子，因此推定侯盂也可能为召公长子 “侯旨”所制。

　　侯铜盂的出土，说明辽西地区在西周初属于燕国封地。

　　饕餮纹方鼎——我省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1973年，在喀左县境内考古工作人员挖掘出土了一件大型方鼎，其通高86厘米，重达50多公斤。

　　这件方鼎厚实而规整，铸造精工。饰饕餮纹，双立耳，深圆腹，三足兽面锥状。

　　考古专家断定，此大鼎铸造的时间距今约有3200年，比殷墟的司母戊大方鼎、妇好墓的大圆鼎还要早。

　　龙凤罍——精美的青铜艺术品

　　1973年出土于喀左县北洞。罍是商周时期贮酒器，容量较大。此罍高44厘米，口径15厘米，纹饰精美。

　　罍腹部满饰兽面纹和龙凤纹，最为精妙的是，器盖上圆雕坐龙，巧妙地将圆雕、浮雕艺术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器体端庄，是一件非常难得的青铜艺术品。

　　西周鸭形尊——迄今国内仅此一例

　　西周鸭形尊出土于喀左县马厂沟窖藏坑，它的造型为写实的鸭形。鸭头部昂起，嘎嘎欲鸣，双足立地，后附加一足以为支点，显得有点蹒跚，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鸭背有突起的杯口，颈以下饰有方格纹。

　　鸭形尊内可盛物，专家分析说，它应当是用于祭祀的礼器。鸭形尊出现在西周早期，迄今在国内仅发现此一例。据考证，我国驯养家鸭的历史至少有3000年，此尊是这一历史的实证。

　　西周“圉”簋——14字铭文记载周王与王都

　　这件铜簋出土于喀左县小波汰沟。器身通高29.8厘米，口径24厘米。

　　它是一件典型的方座簋。侈口、鼓腹、高圈足，下连方座。此器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耳部装饰，加铸了虎噬猪的形象，踞虎与猪的首部都是圆雕，虎身则为平雕，虎噬动物为北方草原文化固有题材，所以这是一件反映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相融合的典型标本。

　　在该器的内底，铸有14字的铭文：“王卉(祭祀名)于成周，王锡圉贝用作宝尊彝”，意思是：这件青铜宝器是圉族的首领为了纪念他参加了周王在成周 (今河南洛阳)举行的祭祀活动而制作的，这是辽西地区首个发现记载有周王和王都的铜器铭文。

　　金柄青铜短剑——罕见的短剑珍品

　　出土于葫芦岛市建昌县东大杖子村，时代为战国时期。该剑“丁”字形剑柄，柄端加重器盘与剑格皆为金质，是辽宁短剑中罕见的金柄剑，在辽宁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为上层贵族甚至君主一级首领所使用。

　　辽西区块领先于辽东

　　从地图上看辽宁地形，西部为丘陵区，是内蒙古高原与辽河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分布有努鲁儿虎山、松岭、黑山和医巫闾山，大、小凌河贯穿其间。辽西渤海沿岸为狭长的滨海平原，称“辽西走廊”。东部多山地，分布有长白山余脉及其支脉千山，向南伸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形成了辽东半岛。中部是辽河平原。

　　这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辽宁在历史上既是多民族文化汇集之地，又是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枢纽。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研究员辛占山介绍说：“辽宁的青铜文化在东部与西部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它们之间并非以辽河为分界，而是以医巫闾山为分界线。医巫闾山以西是辽西青铜文化区块，医巫闾山以东是辽东青铜文化区块。 ”

　　而从发展的形态看，辽西青铜文化发达较早，辽东青铜文化则相对滞后。

　　辛占山1964年从北大毕业后即到辽宁从事考古工作，在近50年的考古生涯中，他多次见证了辽宁青铜器的惊喜发现。

　　他参与了沈阳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康平顺山屯青铜文化遗址、喀左和尚沟墓地等多项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掘，他撰写的论文《康平顺山屯青铜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提出了辽北地区一种新的青铜文化类型——顺山屯文化。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作为省文物局聘请的验收组专家之一的辛占山，又多次见证了辽宁青铜文化遗址的面世。

　　比如在本溪地区，新发现了10余座青铜时代的洞穴遗址，洞穴内残存着较多的陶片、炭粒和火烧过的人骨，这些新发现，为研究太子河上游青铜时代的人类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研究资料。

　　在营口市鲅鱼圈地区，新发现了多处青铜时期的墓地和遗址，夹砂红褐陶高足罐等器物，为此前我省从未发现过的器型。在铁岭，发现了大量高柄豆类遗存，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对了解辽北地区和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关系意义重大。

　　辽西有多处重要发现

　　上世纪60年代初，赤峰市一个叫“夏家店”的小村庄突然成为考古界瞩目之地——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等古代文化遗存出土了。

　　该遗址有上下两个内涵丰富的文化层，特别是在下层文化层内发现了十分精美的青铜器。

　　从此，一种被命名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现，是辽西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促进了辽宁乃至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的全面展开。

　　采访中，辛占山又特别提到了在辽西出现的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那时就已经有精美的铜套件了，从其椭圆形銎口的铸造方法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能熟练地将内外范结合起来使用。后来考古人员又在锦州市郊发现了同属于这一文化时期的一件铜戈，戈柄与戈身连铸在一起，重量有1000克，这证明当时人们已经能一次性浇铸上千克的铜液了。 ”

　　在“三普”中，辽西地区又有多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存新发现。比如在朝阳地区，新发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魏营子文化时期的山城、春秋时期的青铜短剑墓等青铜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辽西率先进入青铜时代

　　专家分析说，在历史上辽西地区是一个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的鸽子洞遗址及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器，说明距今5万年左右辽西地区便已有人类生活；在8000年前，辽西地区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阜新的查海遗址是东北地区发现的较早的村落之一；而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了距今5000年前，这里已经存在一个具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

　　在青铜铸造方面，辽西地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于此发掘出的一些青铜器在全国都很有影响。

　　其实，早在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就有铸铜的线索可寻，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台西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铸造铜饰件的陶合范，牛河梁第二地点第四号冢小墓随葬有红铜环。

　　可以说，正是因为深厚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对周邻较发达文化的吸收汇聚，才使得辽西地区率先进入了闪耀着文明光芒的青铜时代。

　　文物普查廓清辽西青铜文化脉络

　　在全国第二次和第三次两次文物普查田野考古调查以及对重点遗址进行发掘的基础上，我省考古工作者渐渐廓清了辽西青铜时代的历史发展脉络。

　　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比现代村落更密集

　　初步统计，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发现2000余处，集中分布于大凌河流域。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研究员辛占山介绍说，根据碳14测定的数据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所代表的是辽西地区早期阶段的青铜文化。

　　经初步统计，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辽西地区已发现了2000余处，集中分布于大凌河流域，在一些主要河流沿岸的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现代村落。

　　从遗址的位置看，大都位于河边台地、山坡、山岗甚至是高山顶部。围绕中心遗址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遗址群，在较大范围内，或为“链锁式”，或为“棋盘式”，显示出一定的防御功能。

　　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多具备土石结构的村寨围墙和房址，遗址文化堆积较厚，大多数遗址都有厚达3米左右的灰土层堆积，最厚的灰土层堆积超过10米。房址大都不止一次性居住，往往形成了多层居住面，或者几处房址上下多层叠压，这反映出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这一时期的人们已经使用了有肩石铲、三棱石刀等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他们制造使用的青铜器以扇面形的耳环和指环最具特点，在遗址还发现有玉、石钺的木柄两端铜套件和陶范等。辽西走廊凌海市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铜柄戈重1000克以上，饰有连珠纹，标志着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陶器，有泥质磨光黑陶及大量灰褐陶，纹饰为绳纹、绳纹加划纹，器形以三袋足鬲居多。其中，以筒形鬲为主要文化特征。个别大墓随葬有陶和爵。

　　墓葬大都是长方形竖穴墓，墓内均有随葬品。从随葬品来看：女性常以纺轮随葬，男性以斧、箭等随葬。墓葬虽仍保留着氏族社会的传统，但已能看出男女分工和贫富差别。在贵族大墓中出土了代表权力的铜手杖、精美玉器、仿中原铜器的彩陶礼器等，反映了当时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

　　当时还盛行彩绘陶，即在磨光的陶器外表，以红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绘制出云纹、兽面纹、夔龙纹等各式图案，笔法曲折勾连，变化无穷。在光滑且不吸水的陶器表面绘画，且陶器形状又各异，有凹有凸，这样的绘制方法掌握起来着实不易。因此，有人评价说青铜时代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批绘画大师。

　　辛占山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西辽河地区独立发展和延续下来的早期青铜文化，它不仅保持了自己独有的特点，还与其他文化有着很好的交流，从而使自身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一般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方国时代”。古时国家的建立经过了三个时期：早期的古国，以红山文化为代表，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自夏时开始，在中原的周边地区也有了许多小的政权——方国，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帝国时代”便到来了。

　　魏营子文化：“北方式青铜器”出现

　　遗址分布稀疏，文化交融更明显魏营子文化以在朝阳南70公里小凌河旁魏营子遗址发现而得名。

　　魏营子文化典型遗址分布于小凌河流域和辽西走廊区，以饰绳纹的红陶鬲、罐、豆、杯为主要文化特征，三袋足器仍多见，与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遗址点较稀疏，堆积也比较薄。

　　这一文化遗址的墓葬出土有中原式铜礼器以及具有当地特色即北方风格的铜兵器、工具等。

　　以喀左县境内大凌河两岸为中心分布的商周青铜器窖藏坑，出土匽侯盂、圉簋、伯矩匽，表明商遗民在当地的活动及周初燕国势力已到达辽西地区。具有明显北方风格的铃首匙、悬铃方座簋、覆钵式器等青铜器于此出土。

　　从辽西山区到辽西走廊，乃至辽河以东范围内都发现了“北方式青铜器”。

　　但是，在喀左县小波汰沟商周青铜器窖藏坑内，考古人员也发现“北方式青铜器”与典型的中原式铜礼器共存于一个窖藏坑。可见，“北方式青铜器”所体现的是流动性很强的游牧文化，它在进入辽河流域以后，便与当地文化发生了交融。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凌河文化：铸铜技术广泛应用

　　以努鲁儿虎山为界，以北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以南为凌河文化分布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在燕山以北替代了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一文化时期的器物群以陶器和青铜器最具特色。

　　陶器均为夹砂红陶、红褐陶，质地疏松，火候较低，为手制。晚期陶器的器物组合较为复杂，除了承袭早期夹砂陶系的手制罐器类外，又出现了源自内蒙古长城地带的肩双耳壶(罐)、牛角柄罐和属于燕式陶器的泥质长颈壶、仿铜陶盖壶等。

　　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广泛应用铸铜技术，青铜器种类繁多，以工具、武器及饰物数量为最多。

　　他们最常使用的武器是青铜短剑。这种短剑剑身很短，最长的也只有30多厘米，短的才20厘米左右，曲刃，有圆柱状的茎与脊，整体呈琵琶形。

　　这种武器的出现，与东北土著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研究，青铜短剑文化在辽宁地区延续时间长达1000年，分布范围也很广泛，遍及全省各地。

　　分布于辽东半岛并向北延伸的双房类型，遗存形式为石棺墓和石棚，其青铜短剑形制年代可能早到周初；以大连甘井子区岗上墓地为代表的后双房类型青铜短剑的遗存形式为积石冢，出有细形短剑，有的与铁器共出；而下辽河流域的曲刃短剑遗存，以沈阳市郑家洼子大墓为代表，随葬了成组的青铜短剑、青铜镜饰和马具等，体现出浓厚的区域特色。

　　而分布于辽西地区大、小凌河流域的凌河文化类型，其青铜短剑的遗存形式为土坑墓与石棺墓并存，代表性墓地有朝阳十二台营子、葫芦岛乌金塘、喀左和尚沟、南洞沟与凌源三官甸子等。

　　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研究员辛占山分析说，东周战国时期，辽西是多种文化汇集之地，随着燕国势力逐步北上，向辽东地区扩展，燕文化对辽宁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为战国以后秦帝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现场讲述

　　发现我省最大青铜窑址

　　四周遗址点遍布，说明当时此地已达到较高的社会发展程度

　　在采访中，锦州市的“三普”工作队队长吴鹏告诉记者，此次文物普查，锦州地区又发现了大量属于青铜时代的文物遗存，其中还包括发现了一处面积很大的青铜窑址。

　　记者在吴鹏的引领下，来到了青铜窑址的所在地。吴鹏说普查队员曾在这里捡到了弯曲的灰褐色陶片，他解释道：“从陶片的形状分析，这应该是一片古代陶罐的腹部碎片，而从陶片的质地和纹路看，它具有青铜时代的特点。 ”

　　通过对遗址现场采集到的标本进行研究及对遗址测量考察，他们初步确认，这是目前为止我省发现的最大的青铜窑址。

　　窑址位于大凌河北岸的山崖下，凭断崖而建。记者在现场看到，古窑址所在地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圆形的“土坑”，窑址为夯土夯筑，在内壁可以看到烧土及石灰岩烧成的琉璃，已成板结状态。

　　窑址的内径大约有1.5米，窑壁最薄处为0.2米，最厚处达到1米，窑址残高2.4米。吴鹏分析说：“这个地方水土流失得比较严重，最早时期这个窑址可能会更深些。 ”

　　窑址的东部有一个豁口，宽半米有余；窑址东约5米处，焦渣的堆积厚度达1米左右。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窑址的周围，还非常密集地分布着许多青铜时代的遗址点。

　　在窑址东侧山上的大东山遗址，普查队员采集到了夹砂红陶绳纹罐残片、夹砂红陶罐口沿、罐腹、罐底、鼎足、鬲足、红烧土块和石刀等标本。据分析，这是一处青铜时代的生活聚落址，遗址南北长120米、东西宽80米、占地面积96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为0.1～0.2米。

　　窑址南侧隔河有架子山青铜时代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200米、面积为2万平方米。窑址的西侧，是杨孟沟南山遗址，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文化层厚0.1米。

　　“此处遗址点非常密集，说明当时这里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社会发展程度，渔猎、制陶、制铜的技术都比较发达了。”吴鹏分析说。（文字：本报记者/徐晓敬 王敏娜   摄影：本报记者/徐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