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汗国及元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碑碣与出土文物的发掘整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蒙古汗国及元代文化作为草原文化与欧亚文化对接融入的重要载体，推动和创造了人类历史文化并以巨大的影响力震撼了整个世界，它遗留下来的各种珍贵石碑及种类繁多的出土文物、遗迹，现存于当今欧亚各国的广袤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国内现存的各类元代碑碣中已发掘的共40余通，其中八思巴文碑将近30通。目前，中外学者卓有成效地对元代镌刻的种种碑碣、碑铭、碑刻进行大量发掘整理工作，也有许多碑碣镌刻方面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这对蒙古汗国及元代诸多历史事件的考证和元代各种文字应用、发展水平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已发现的元朝碑碣按照文字大体分为苏克达蒙文碑，回鹘蒙文碑，蒙汉文合碑，汉文碑，蒙、汉、八思巴、梵、藏、西夏六文合碑，蒙、汉、八思巴文合碑，八思巴文碑等，这些碑文内容涉及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宗教、地理环境、各民族分部和风俗等诸多方面，对历史学、宗教学、天文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均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多次颁布保护、弘扬儒教、佛教、景教、道教、伊斯兰教的白话文圣旨，元世祖忽必烈及后嗣许多蒙古皇帝倍加崇拜各门宗教，曾颁布过许多圣旨，各类圣旨碑随即产生。

　　八思巴文碑碣则铭载了宫廷颁布的蒙古公牍文圣旨，是研究八思巴蒙古字碑铭及镌刻艺术非常重要的资料。现已发现八思巴文碑碣20—30通，存于国内陕西周至、韩城，甘肃泾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阳、许昌、浚县，河北易县，山东邹县等地的寺院内。其中北京居庸关过路塔信通道东西墙壁上镌刻的八思巴文宗教功德碑和甘肃敦煌六字真言八思巴文碑最为著名。八思巴作为元代鼎盛时期萨迦派法主，是至高无上的宗教领袖，因具有统治者心目中无法替代的心灵上的凝聚力而备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尊崇。因此，以皇帝为首的官方最高层使用“蒙古新字”镌刻的碑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元统治者在将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孔子思想，将孔子思想有机地融入到“蒙元大国的大札撒”中，圆了中原王朝几千年未能完成的大一统梦想。重庆白帝城汉文孔子碑等均含有探究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尊崇儒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重要史料。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土了诸多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的文物，如南水北调工程河北段已出土文物6000多件，易县东市村发掘古墓出土汉白玉石碑1通;泾汕(小苏庄遗址)高速公路发掘元代瓷枕、瓷碗、陶砚、陶窖、骨篦等;焦作中站发掘出元代古墓出土文物83件，包括精美的彩色陶制车马阵及说唱俑等;甘肃渭源元代墓葬出土青瓷碗、酱铀瓷各1件;内蒙古包头燕家梁村发掘元代遗址，出土文物200余件，有瓷、铜、铁、陶、骨料器、刀、马镫、牌饰、钱币、围棋、料珠、耳环等。

　　蒙古国境内现存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物也非常多，部分碑碣上的回鹘蒙古文多年来没有人考察认定，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蒙古地区历史文化遗址》(勒·达稀尼玛编著，2006年蒙文版)一书中记载了石器文化遗址共19处、岩画群72处、鹿岩画群47通、古墓葬56所、古城镇遗址废墟34所、镌刻各种古文碑碣和金石碑63通、古刹和古庙宇及遗址39所。这些文物、遗址文献资料浩繁，零散分布于409个处所。

　　除上述列举之外，另有柬埔寨吴哥古迹浮雕、印度、尼泊尔、泰国及阿拉伯一些国家和地区、东欧一些国家博物馆尚存许多蒙古汗国及元代时期的文献资料和文物。

　　蒙古汗国及元代文献资料和文物的发掘整理工作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草原文化建设的战略眼光来认识，周密规划、统筹实施。要充分重视文化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发掘整理与旅游文化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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