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铜奔马 东汉

　　1969年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此马重见天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很快便形成了一股鉴赏、研究、评说此马的文化浪潮。铜奔马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是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也是中国旅游的标志。

　　2.《仪礼》木简 西汉

　　武威市磨嘴子出土简长51-56厘米、宽0.5-0.8厘米，共496枚，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共九篇。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且书写工整秀丽，是汉代墨写隶书的上品。这批木简的出土在文献学的研究上有着重大意义，它使人们看到了汉代写本《仪礼》和汉代诵习经书的式样，是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的珍贵资料。

　　3.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 唐延载元年

　　泾川县大云寺出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组金棺银椁，埋于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此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琉璃舍利瓶层层套置而成。琉璃瓶内装舍利子14粒，形如米粒，质似珍珠，中间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盖铜色丝质小帕。全套作品精巧华丽，光艳夺目，反映了盛唐时期金银器制作的高巧水平，也是佛教艺术的珍品。

　　4.宗喀巴铜坐像 清

　　像高93厘米、宽62厘米。宗喀巴为藏传佛教中最大的教派——格鲁派的创始人，被誉为“雪域佛陀”。这尊宗喀巴坐佛像是格鲁派早期造像。宗喀巴头戴尖顶丹霞帽，身着藏式袈裟，袒右臂，结跏趺坐，手拈莲花，施说法印。大师双目微闭，目光下视，面容慈祥，富有个性，这是典型的藏式造像风格。造型优美，铆焊缝隙光滑平整，衣褶线条清晰，反映了藏族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

　　5.玉人形铲 西周

　　灵台白草坡出土高17.6厘米。玉圆雕，裸体站像，发辫虎首蛇身盘成锥髻，长脸，高鼻，大耳，耳有穿孔，双手捧腹，双足并合作铲形，有斜刃。1996年10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是断定类似传世玉器年代的一件标准器物，具有很高的收藏和学术价值。

　　6.彩绘一佛二菩萨 唐

　　武威天梯山石窟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圆髻广颐，长眉细目，嘴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肩式袈裟，衣纹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态，雍容的体态，流畅的衣线，表现出恬静的心情。左侧胁侍菩萨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发绺披肩，面庞圆丰，秀目微睁，神情超脱中又露严正。右侧胁侍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余发成三绺垂肩，曲眉丰颐，神情娴静，庄重而不失妩媚，堪称是盛唐造像中的精品。这组造像属于唐代“丰肌秀骨”的典型作品，与莫高窟唐彩塑菩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上完全可以与莫高窟唐塑造像齐名，因为数量比较少，更显得弥足珍贵，属于国宝级文物。

　　7.秦公铜鼎 春秋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折沿，平唇，双立耳。敛口，垂腹，平底，三蹄足。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部饰三周垂鳞纹，颈部与腹部间以两道凸弦纹相隔。器腹内錾刻“秦公作铸用鼎”铭文。它是迄今所知时代最早、器主身份明确的秦国青铜器。值得一说的是，它也是上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从盗墓者手中缴获回来的一件文物。

　　8.西周铜鼎

　　灵台白草坡出土高60厘米、口径45.7厘米。大口，鼓腹，直耳，三蹄足，腹内有三圆窝，腹上部饰饕餮纹六组，足各饰饕餮纹一组，腹内有铭文。它是先秦礼器领域颇具代表性的上乘佳作，也是迄今所知，甘肃省出土鼎类器物中规格最大、品位最高的一件，被定位为国家一级文物。

　　9.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仰韶文化

　　秦安大地湾采集高32.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6.8厘米。瓶口呈圆雕的人头像，头的左右和后部都是披发;前额也垂着一排整齐的短发;鼻子呈蒜头形，眼和嘴都雕成孔洞;两耳皆有一小穿孔。陶瓶的腹部以黑彩画三横排大致相同的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1997年，国家文物鉴定组一行十几人来到甘肃，耿宝昌老先生在这件彩陶瓶和鲵鱼纹彩陶瓶之间犹豫不决，后来终因它是采集品且有残裂，而“惜败”于今天的国宝鲵鱼纹彩陶瓶，被定为一级文物。但因其是庙底沟文化类型早期彩陶中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它罕见的史前人首立体雕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成为甘肃省博物馆外展率和被引用率最高的一件文物。

　　10.《贤愚经》卷 西魏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卷高24厘米、长736厘米。共用黄麻纸十九张多，单张长37.8厘米。书写23行，行17字，楷书，略有隶书，是写经中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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