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上午,《印度现代艺术展:现代性的气质》在深圳博物馆老馆开展,展览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印度文化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主办,深圳博物馆、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承办,在三个宽大的展厅里面,共展出来自印度的现代艺术作品97件(组),展期三个月。
中印建交今年60周年,两国互办“中国节”和“印度节”,中方的“中国印度节”已全面启动,深博的此项展览是该节庆设在中国华南地区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在中国展出的第二站,首站为四川博物馆。印度艺术家一个半世纪以来绘画、雕塑的精品汇聚于此,当然就受到深圳市民的瞩目——因为那是古老东方艺术的另一朵奇葩,其创作视野不同,相应地艺术文脉也不同。
迎合市场的“公司绘画”
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馆长瑞杰夫·卢臣教授告诉记者,现代印度艺术走了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它不是在工业化背景下而自然进化的,与西方不同,在被殖民的过程中,印度艺术的现实主义缓慢进程是一个与社会、与经济和政治的束缚相抗衡和斗争的过程。
在佚名的《巴格达王公肖像》前,卢臣介绍说,“这位王公手拄宝剑、一身戎服、赤着双脚端坐于椅子上,背景是王宫的布幔和廊柱,这是19世纪20年代 ‘公司绘画流派’的代表作品”。何谓公司绘画流派?卢臣说,也就是公司订单购买、按订单需求绘画的艺术流派。随着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诞生,君主失势之后的印度艺术家才有了外来的资助人,他们纷纷迎合市场的需求,接受了英国公司绘画的订单,按订货方的需求,描画了贝娜勒斯圣城的风景、赳赳武夫气概的王公、王室翩翩起舞的女子、各式各样动物和植物等等,题材完全是一派“东方主义”。东印度公司的大小资本家以及夫人们就成为印度绘画艺术的“资助阶级”,因为他们批量地订购,然后再作为艺术收藏品,把东方的“景物”带回西方。当时印度艺术家们的多产的作品为新的审美体系建立了标准,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被广为推崇和仿效,艺术家学会了用画板和画布,学会了西方的学院风格,注重现实主义的主调和线性透视的方法。
卢臣说,公司批量购买艺术的势头持续了四五十年,随着西方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的发明,“公司绘画”虽然逐渐消歇了,但这种画风给印度艺术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例如有了艺术学校,一批出身富裕的年轻人,效仿欧洲绅士艺术家,学习西方油画技巧,专长于肖像画、山水画、裸体画等等。
艺术的本土化道路
在画家阿尔麦卡的蛋彩画《妆扮》上,我们分明可以读到印度本土的风格:宫廷女子穿着阔大的裙服坐于地毯之上,披着长发的宫廷侍女在给她梳头,旁边是民族风格的器皿,画面典雅、生动、自然、和谐。卢臣说,这幅蛋彩画是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即用蛋黄或蛋清调和颜料作画于画板上,它画出了印度的宫廷之风,作品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
卢臣介绍说,20世纪初,印度寻求国家独立和国家定位,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反映在美术创作上,就是寻求和复兴印度文化历史的大潮被激荡起来。泰戈尔(1871—1951)和有启蒙思想的艺术家倡导了艺术的民族主义运动,希望把眼光投向亚洲,发展一种融合本地和现代的艺术风格,以响应“抵制英货运动”,用绘画语言表达印度本国地主题。例如阿巴宁德罗纳特等人摒弃油画、摒弃英国和印度知识界欢迎的绘画主题,探索古代壁画和中世纪印度的细密画,从中汲取绘画主题的灵感和本土创作素材,阿尔麦卡的这幅蛋彩画《妆扮》便是其中的一个实践。
从印度艺术中学什么
展厅中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97件(组)艺术品中,有绘画,有雕塑,有仿效西洋的油画,有印度本土风情的创作,既有农耕的古朴,也有工业的进步,作品题材广阔,内容丰富。
深圳博物馆馆长叶杨说,中印两国毗邻而居,彼此的交往源远流长,在中国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的造纸、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印度,也极大地丰富了印度文化。在这种交流和发展中,就拿艺术来说,双方的艺术都有各自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让市民去欣赏,让艺术家去体味,正是我们办这个展览的宗旨。
深圳搞绘画创作的夏先生仔细地观赏了三个展厅的作品,对记者说,“印度艺术完全形成了自有的风格吗?还没有,但从所展作品的历史脉络上看,他们的艺术家还在求索,还在追寻,力图找到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我觉得这种执着的精神很值得中国的艺术家学习。我们可不可以像印度一些艺术家那样,多多反思一下,寻求自己的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寻求突破?”
他说,“中国传统艺术里面有许多元素可资当代艺术家们去借鉴,例如青铜器、画像石、画像砖、陶瓷、壁画、里面的许多形象,往往能给我们创新的灵感;山水人物花鸟画甚至唐宋绘画,如果重新深入地研读和体味,大概能给我们不少启迪。中国艺术要想自立与世界民族之林,非有自己的独到的风格不行。走自己的路,是艺术家们应该时时反躬自省的问题。我想,这就是我看这个艺术展的具体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