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长江日报》发表署名苑广阔的评论，题为《从“瓷器爱国主义”到“纸器爱国主义”》，认为钓鱼岛主权证据《海国记》的拍卖，是扛着爱国主义的大旗，做着商业投机的勾当。
苑文所谓“扛着爱国主义的大旗”，可能是因为“主办方声称，由于事涉国家主权，拒绝外国人士参与竞拍”。需要提醒苑广阔先生的是，拒绝外国人士参拍，并非因为主办单位声称了什么，而是国家文物部门的通知，该通知当时就贴在拍卖现场。所以，如果主办单位不声称、也不拒绝外国人参拍，恐怕就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违不违法的问题、卖不卖国的问题了。
不论文物部门、拍卖公司，还是《海国记》的委托人，都不曾在公开场合声称拒绝外国人参拍是出于爱国，以本人揣测，之所以不许外国人参拍，不过是为了防止文物流出国境。真不知苑先生所说的“爱国主义的大旗”，是从哪里找出来的。
有人从国外拍得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这样做算不算爱国，笔者不敢妄下结论。难解的是，这与国家禁止《海国记》之类的文物出境又有什么关系?苑文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冠以“纸器爱国主义”的帽子，又能是什么意思。
苑文还说，没有这个《海国记》，难道钓鱼岛的主权就不属于中国了吗?既然你有如此高的爱国心，文物又是如此珍贵，为何不把它捐给国家，让它陈列于博物馆，以备作为“铁证”? 这些疑问，足以证明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多么经不起推敲。
是的，没有《海国记》，钓鱼岛依然是中国的，但是既然有了《海国记》这样的证据，为什么连说都不可以说?委托人没有把《海国记》捐给国家，可能是因为他的境界还不够高，但是，他毕竟从一堆故纸中发现了《海国记》、整理了《海国记》、出版了《海国记》，并为《海国记》奔走呼吁了五年多，与苑先生如此苛刻的指责相比，哪一个更经得起推敲呢?
说白了，自己不是圣人，却要求别人都必须做圣人。请不要忘记，《海国记》的发现者彭令，只是一个自谋生计的“小书贩”，不是吃皇粮的学者、专家、教授。挑别人的毛病并不难，难的是反躬自省，难的是推己及人，难的是有一颗公道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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