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扮演了关键角色。

　　1979年，他发起“星星美展”，这一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变得独立与成熟的标志性事件。

　　2002年，他进驻北京798艺术区，并最先将“798”的概念传播出去，一路见证“798”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符号之一。

　　2007年，几经博弈，他最终退出“798”。几年来，远离大众视线。

　　他被称为是“一个敏锐把握现实的异数”，但他说，自己只不过一直在坚持介入社会。

　　“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我是个做皮具的工人”

　　见到黄锐之前，曾看到有媒体这样描述他：“这是一个嘴角倔强、语调平和、眼神漠然、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天蝎座男人。”再查黄锐的资料，发现他生于1952年，年纪似乎与如此神秘、前卫的描述不太相符;而当一个初冬的下午，黄锐出现在南开大学的讲堂时，慕名而来的艺术界人士和大学生们送给他极热烈的掌声，则彰显着他在当代艺术界的分量和拥趸心中的位置。尽管，自2007年退出北京798艺术区后，近几年的黄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被公众视野所关注。

　　此次来天津，黄锐在南开大学的讲堂上讲述了三十一年前与“星星美展”有关的回忆;而讲堂之下，这个“后798时代”的黄锐，依然是一位敏锐把握现实、并坚守自己理想的前卫艺术家。

　　黄锐生于北京，但一直在西城区长大的他，对如今“798”所在的北京东北角并没有太多的印象，那时的他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并与这个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有如此多的关联。

　　后来的一切都要追溯至他幼时的爱好。黄锐说自己三岁就能在地上画画了，而且画得不错。当时街坊邻居聚在一起聊天，讲《三国》《水浒》，黄锐边听边在地上画出故事里的人形。他最爱画赵云，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六岁，黄锐进入私塾学画。他的老师谢天民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黄锐和谢天民的儿子一起学国画、练书法。也因为这样，黄锐一直称自己是科班出身，因为那几年的学习对他的基本功影响很大。

　　黄锐在十六岁那年去内蒙古插队，经历了六年多的困难生活，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贫乏。所以，那时的黄锐看巴尔扎克、莫泊桑，在精神迷茫的时代，找到了思想的寄托。

　　返城后，黄锐曾做过北京第三皮件厂的工人。但自小养成的艺术素养和较早接触的西方现代思想，将他带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前端。1979年9月，由黄锐参与发起的“第一届星星美展”在北京美术馆东墙外展出，他在展览的前言中写道：“我们，三名艺术的探索者，把劳动的些微收获摆在这里。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这个事件当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端。

　　几十年后，“星星美展”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那时画坛的新锐人物黄锐如今已是成熟的艺术家了，艺术始终是他生命的主题。从那时起，他通过自己的画作和相关的艺术行为，来传达他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浓缩的、独特的思考。

　　“‘798’最初只是个理想”

　　这其实是一种偶然，但又像是宿命，那就是无论是“星星美展”还是“798”，虽然黄锐都是首倡者，但都不是最终的得益者。

　　如今，每天都有无数时尚达人或艺术工作者穿梭于“798”，尽情地感受艺术的时尚与浪漫，他们恐怕很难想到，当初，如果不是“黄锐们”的坚持，这片繁华的艺术区早就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又一个地产商圈。

　　黄锐对“798”的贡献，能用六个字来概括：发起、形成、保护。

　　1984年，黄锐东渡日本，2001年他回国后，就发现了“798”。当时的“798”只是一片闲置的厂房。黄锐第一次被朋友带到这里时，就被那完美的包豪斯式建筑迷住了。他在几乎是踏进厂房时立刻就告诉物业：“我要租下这里，我要马上签合同。”

　　租下来后，黄锐立刻开始装修，他把日本的“东京画廊”介绍进来，做了“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它就好像是一个广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到这里，798艺术区由此形成。

　　黄锐说“798”最初只是一个理想，因为他们担心这里迟早要被拆掉。果然没有多久，物业就通知他们停止，说有另外的计划了。厂房的租金不断升高，艺术家被要求离开，798艺术区面临拆除。此时，黄锐就像他儿时崇拜的赵云一样，于长坂坡单骑救主。面对物业的粗暴态度，在大部分人打算放弃，只等房租到期搬走的时候，黄锐坚持策划并使‘大山子艺术节’如期举办，吸引了媒体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使798艺术区放射出耀眼的理想主义光环，更多的艺术家和画廊慕名而来，老厂区的活力骤增。

　　然而，当“798”彻底摆脱被拆除的命运，成为著名的创意文化产业园时，黄锐却因种种原因于2007年从“798”撤退。

　　曾经作为梦想并为之奋战的“798”，如今已和黄锐没有关系了。对于“798”的现状，黄锐这样说过：“‘798’现在虽然被保护下来，但是并没有长期居住的艺术家，因为成本提升太快，连一些画廊的生存都吃紧。‘798’迅速变成了2000年左右的纽约SOHO，只是保护了这里的房子，没有保护这里的人。”

　　“艺术区的存在，证明了对创造力和自由的容忍度”

　　离开“798”后的黄锐，不再有从前那么多的关注。面对记者对他这几年经历的询问，黄锐平静地回答：“我一直在做一些作品，带着这些作品参加一些展览会，社会活动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一直坚持的是介入社会，接触社会，坚持自己的角色。”

　　如今，与“798”相似的艺术区已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面对这种现象，黄锐曾一度疑惑于众多艺术区的商业化，但如今，他也能很包容地看待艺术区目前的发展现状。黄锐认为：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采用房地产模式，这种模式是制造不了艺术区的，至少不能制造有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的艺术区。这也使很多艺术区缺少历史价值，不太重视艺术家。中国的城市和艺术家需要磨合，符合城市的发展和历史脉络。但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里，需要艺术区这么一种空间状态。对于一个城市乃至国家来说，有艺术区的存在，也会获得很高的形象分：这证明了你对创造力和自由的容忍度。

　　三十一年前黄锐与一些艺术家开启了中国的当代艺术，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当代艺术经历了形态和内容上的多次变革，也面临着现实和理想的多重考验。关于艺术与市场、关于艺术的选择、关于它的理想和方向，一直是艺术从业者纠结并思考的问题，也是关注者最关心的话题。而黄锐，则一直坚持艺术家要始终走在时代里，与这个时代有共同的命运感。

　　“现在的艺术品市场在哪儿?有什么样的定位和需求?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最能够搅乱人心的。另外的一个难题是在艺术时代里面给自己定位。我觉得这两点非常复杂，你能做什么?几十年一晃就过去，再一晃你就可能变为黄土，这些作品也有可能随之灰飞烟灭。如果我特别着急我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把我自己归属到一个大系列里边，就会被束缚住。”黄锐说。

　　而对于创作自由与屈服市场这个困扰大多数艺术家的矛盾，黄锐有着独特的成熟和冷静。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和市场挂钩，但市场不是决定因素，“我自己不在市场里，但我也被市场所关照。除了对抗和不合作外，怎么和市场做并行的状态，这是艺术家的疑惑。因为我们社会的压力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并非仅中国如此，它是在人类进行艺术创作时发出的嘈杂声音。可是我不觉得它是个坏事，你必须要确认这种压力。如果你把自己变成独立创作或者归纳到另外一个系统，这就变成了问题。”

　　最近，黄锐做了一些关于时间问题的作品，包括美术作品和行为艺术，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认为时间问题比较复杂，它有时是循环反复的，有时我们觉得完全自由化了，实际上只是绕了一个圈子。黄锐认为，就艺术家的创作而言，现在仍旧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说这话时他同时也想起了一首诗，并把其中的几句话大声地朗诵了出来：“要抓紧啊，抓紧这可放心打喷嚏的日子，好好的过活。我祝愿所有还活着的人在阳光下大胆地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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