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闻达展示他收藏的汉学著作。

“罗氏藏书”中包括极其珍贵的“摇篮本”，改写了上海图书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

　　题记

　　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是一个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在斯德哥尔摩，与罗闻达同住一幢楼的教授娶的是中国太太，她经常做中国菜款待罗闻达一家。潜移默化，罗闻达爱上了中国美食，爱上了四川菜、湖南菜。他曾4次来上海，每一次来，兜里都揣着一家湘菜馆的地址，可以接连好几天只去这一家饭店。而受他的影响，女儿几年前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现在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领馆工作。如今，这位汉学著作收藏颇丰的老人又为他的宝贝藏书在中国找到了新家。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上海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图书馆日前成功引进了罗闻达的“罗氏藏书”。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汉学收藏，收录了400年间的1551种西方汉学著作及手稿，起讫时间正好涉及中西交流文献史上两个重要的节点：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第一个印刷本问世，西方人由此开始系统认识中国;1877年，李希霍芬根据自己近四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游历见闻写成的五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发表，首次将张骞开辟的贯穿亚欧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

　　日前，在浦江饭店一楼咖啡吧，记者见到了罗闻达。他微胖，戴副眼镜，满头白发，很爱笑，让人联想起和蔼的圣诞老人。罗闻达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但话不多，有些害羞。在近三个小时面对面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任何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问题，他总是巧妙地绕过，但他又不算一个完全的商人，因为他买的每本书都是自己喜爱的,不是只为买来等着增值，而且他也不热衷于那种名气响、从题目就能看出是跟中国有关的书，而是喜欢自己做研究，某些书，别的文献里提到过，他便不断地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到各地书店、市场上去寻找。人与书不期而遇，这是他迷恋的感觉。他说，他小时候曾梦想成为探险家，而大海捞针般地四处发掘书，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探险梦。接下来，他还会继续关注西方汉学，直到有一天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25岁，6000克朗开书店

　　罗闻达的全名是比尔·罗闻达。比尔，在瑞典语中是“熊”的意思，这也正是他性格的写照。或许是经常一个人待在书房钻研图书的缘故，他不爱说话，但内心有股不安分的力量。

　　罗闻达出生于1941年，大学时主修数学，也学过音乐、历史和绘画。他曾在皇家音乐学院跟匈牙利来的著名指挥家Gyorgy Ligeti学习音乐。偶然，他在隔壁课堂上看见一位美国来的哲学教授躺在课桌上讲学，忽然迷上了哲学，于是改行到乌普撒拉大学学了两年半哲学，兼学画画。有一天，他跟教授起了冲突，拂袖而去，又当兵去了。

　　罗闻达的家世颠覆了记者对于他入行藏书界缘由的所有猜想——比如家境显赫?抑或受家人影响?都不是。罗闻达的爷爷曾经很有钱，但很快败落。父亲是一位摄影师，母亲画画，跟藏书都不沾边。甚至，他曾经对藏书家有过偏见，认为他们老是把书占为己有，让像他这种喜欢看书的人想买也买不到。

　　25岁那年，罗闻达萌发了开古籍书店的念头。那是1965年，他用全部家当——6000克朗(瑞典货币单位)，在乌普撒拉大学附近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他每两个星期到斯德哥尔摩古书拍卖会走一趟，这让他在古籍收藏方面打下良好的功底。1971年他去了日本，那是日本古籍买卖的黄金年代，世界各地的书商蜂拥而来，日本书被越炒越贵。藏书界的跟风现象让罗闻达开始意识到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藏书世界，必须系统性地、像盖房子一样地建造起书与书之间的关联。

　　回瑞典以后,他搜集了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许多书籍，也找了林奈的学生CarlPeter Thunberg写的书，那是一位瑞典学者，到过日本，在东方植物学研究上颇有建树。这是罗闻达系统藏书生涯的起点。很快地，他又将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版书，一整套搜齐备妥了。2000年，他以7500英磅的价格将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女作家赛尔玛·拉格洛夫《骑鹅旅行记》的头版书卖出。

　　喜欢笔直走进历史的感觉

　　罗闻达收藏西方汉学著作的最初兴趣源于读了一本名为《神奇的土地》的书，该书描写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他感觉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当时中国的影响比日本、印度等国家还要大。

　　这是一个特殊的转向，那个时候，在他们圈子里，对中国的书不是那么感兴趣，比较火的是关于日本的书，因为日本的图书机构很注重在海外回购书，因此收藏与日本相关的书，获利比较高。罗闻达坦言，当时收日本书，自己的资金有限，这时又正好发现很多中国书可以搜集。他没料到的是,越收越有乐趣,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爱好。于是，他全心全意投注在西方汉学著作上，一迷就是近30年。

　　“书的价值就是让人们阅读它。”罗闻达每买到一本书，第一件事便是阅读,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写摘要。他从阅读中发现，早期从欧洲到中国的传教士，有些人既不想传教也不想赚钱，只专注研究科学、数学、天文，他们是西方与中国之间交流的桥梁。他曾在一本书中看到，17世纪初,天主教的教士利玛窦(1552-1610)将中国的“天地”翻译成God，认为中国的上帝也是一位God。天主教的教皇不同意这事儿，认定上帝只有一个，即天主教自己的上帝,所以禁止把“天地”译作God，这是中国文化曾经影响西方非常具体的痕迹。

　　罗闻达很喜欢这种笔直地走进历史的感觉。

　　最美的风景，是人与书相逢

　　在罗闻达心里，最美的风景还是人与书的相逢，他形容这就像走在森林里采蘑菇。这批藏书中，最重要的两部“摇篮本”——1477年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世界概况》、1480年意大利米兰出版的《曼德维尔游记》便是意外得来的。它们是和《马可·波罗游记》齐名的中世纪中国游记，都是拉丁文版本，也是罗闻达在1967年同一年搜集到的。《曼德维尔游记》是日本书商邀请他看收藏时挑中的，《世界概况》则是他在伦敦书商的书店里发现的。就是这样自然，没有任何刻意，也没有人们所设想的离奇故事。

　　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法国学者高迪爱不得不提。他于19世纪60年代到上海，曾被任命为亚洲学会北华分会(亚洲文会)名誉图书馆员。他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编纂的五大卷《中国书目》，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科技等领域，是研究中西关系、特别是欧洲人讨论中国问题的一部权威目录学著作。

　　罗闻达收集的西文汉学著作，虽然没有高迪爱《中国书目》那么完整，但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比如，有两百多份关于香港的官方资料，它们在香港印刷，后来流传英国，高迪爱只有翻版的，而罗闻达拥有的全部是原版。

　　当然，也有遗憾。17世纪有很多描写传教士在中国见闻的书。罗闻达知道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国外的商人和水手在中国，但有关这些人的书很少，也很难搜集。17世纪60年代，荷兰对派往中国的使者有比较官方的记录，他想补充一些有细节的书，但没找到。

　　对书倾注太多精力，家人吃醋

　　对罗闻达的收藏爱好，家人一直是支持的，但他在书上花了实在太多时间，家人有时难免吃醋。“没办法，光是去获取谁手上有这些书的消息，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罗闻达一脸无奈，虽然他是专门的藏书者，且有了一定的名气，周边人有这方面的情报会主动告诉他，但毕竟直接从私人手上买书这种情况不多见。他主要从德国、伦敦交易行买书，法国有个书商朋友也会帮忙提供一些信息。

　　他还花费了3年时间，编辑出版藏书目录《从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目录分上下两册，共638页。罗闻达说，在他斯德哥尔摩的家中，有300米长的书架，其中100米放参考书，以中国和西方关系为主。过去四五年，这些书花了他几乎所有时间。

　　每一本书都阅读过了，目录也编好了，是时候脱手了，这是罗闻达的哲学。“没有一本书是不能卖的，书籍就应该流通，为喜欢它们的人所用。”罗闻达的汉学藏书书目确实引来欧洲图书馆界的惊叹，来信向他购买目录的图书馆为数不少。而这批书籍的去向,罗闻达心中早有答案：“这套书应该原原本本地回到中国，给真正愿意潜心研究它们的人。”

　　7个银行保险箱，存放宝贝

　　就是这么巧。2008年上半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徐文堪、陈克艰从在瑞典工作的一位美国友人处获得罗闻达编纂出版书目的信息，并从为该书撰写序言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学者韩琦处借到这部书目。

　　对于国内爱书的人来说，内心都有这样的痛：那便是1917年，英国记者莫利逊丰富的汉学藏书被日本三菱财团收购，成为了现在日本东京著名的东洋文库的重要收藏。这批书原来在北京，但当时因为没钱购买，最终失之交臂。因此，听说罗闻达有意要整体出让藏书，徐文堪、陈克艰认为这是国内西文汉学收藏的大好机会，他们赶紧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一起写信给上图吴建中馆长，向该馆推荐了“罗氏藏书”，希望他们出面收购。

　　2008年11月，罗闻达专程来到上图接洽收购事宜，上图副馆长周德明接待了罗闻达。这一年12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邀请罗闻达出席他组织的一个学术会议，利用午餐时间，努力说服罗闻达在价格上作出让步。2009年春节前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公司参与“罗氏藏书”引进的贸易谈判，负责协调和提供相关法律规定、贸易方式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咨询与对外联络。至此，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

　　然而，没有亲眼见到实物，心里终归没底。揣着一连串的问号，2009年冬天，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公司的协助下，上图业务处处长吴建明和徐汇藏书楼主任王仁芳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罗闻达的家中“验货”。据他们回忆，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高等科技学校地铁站往前走三分钟，沿途散落着两三家古籍书店,罗闻达就住在这条街上。这是一座带有老式电梯的公寓，罗闻达把他们带进了自己的书房。除了一架钢琴和一个写字台，50平方米的空间基本被书架占得满满当当，它们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上，上面都摆着西文汉学古籍。最重要的宝贝还不在家里，而是分别保存在两个银行的7个保险箱。看到这批品相完好的书，吴建明和王仁芳吃了定心丸，两人拍下了大部分书的书影带回国。今年年初，上图专门开了一次专家会议，这批书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随后，在韩琦等多位专家的帮助下，双方成交意向最终达成。而通过两年多的沟通，罗闻达对上图也非常信任。按照原先的谈判，双方先签合同，等上图付完订金，罗闻达再把书打包送到上海。实际上，合同谈妥，罗闻达人到上海，书也同步到了上海，已被保存在海关。

　　藏书未谋面，专家已心动

　　虽然还没亲眼看过这批书，但很多专家已经异常心动。据介绍，这一西方最大私人汉学藏书，所收书籍的语种涉及拉丁文、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瑞典语等十多种，形式有游记、日记、书信、专著、官书、论战集等，内容则涵盖天文、地理、科学、工艺、历史、宗教、思想、学术、习俗、服饰、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藏书界认为，这批藏书填补了汉学系统收藏的空白，尤其是其中两本极其珍贵的“摇篮本”，改写了上海图书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介绍，“摇篮本”是西方目录学家对1450年至1500年间欧洲活字印刷文献的称呼。通俗地说，它是早期的西方印刷书，在西方印刷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宋刻本”在中国的地位。在中国，“摇篮本”存有量极少，现在可查的仅为10种11册，分别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有3种4册，北京一位私人藏家手上有1种1册，台湾大学图书馆有6种6册。

　　黄显功透露，“摇篮本”不仅稀缺，本身的艺术价值也颇高，被誉为印刷品中的手工艺术品，在书籍装帧上，很是讲究。当时买来的书都是散页，需要自己或找人装帧。那个时候，大家族、皇室会专门请工匠来装帧，封面有牛皮的、羊皮的，甚至镶宝石的，并在上面压花或家族图案，所以几乎看不到两本装帧一模一样的“摇篮本”。还有，“摇篮本”在首字母的设计上，都是采用纯手工绘制，有些用的是金粉。

　　这批藏书中，具有发现意义的还有1729年版的安多的孤本《数学纲要》。有人要问，安多是谁?他的《数学纲要》为何重要?这牵出的是一段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传播的历史。据记载，安多是一位比利时传教士，1682年到达澳门;1684年，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南怀仁因年迈，向康熙推荐安多接替自己做御前教师，建议被康熙采纳。1685年8月，朝廷派人前往澳门接安多，11月8日到达北京。在安多写给朋友的信上曾有提到，当年的11月14日，康熙接见了他，他还跟康熙皇帝介绍过《数学纲要》，希望朋友给他多捎几本装帧精美的过来，他想送给康熙。安多主要负责教授的是数学，他给康熙上课所使用的中文数学教材《算法纂要总纲》正是以《数学纲要》为基础翻译过来的。里面编写了正弦、余弦、正切和对数表，还介绍了算数、三角和代数方面的内容，并提供了一个解三次方程根的表。这本总纲现藏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书上的“安乐堂藏书记”章证实，它曾收藏于康熙的第13个儿子允祥手上。1709年，安多死于北京，葬于北京传教士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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