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像父亲老舍先生一样深深地爱着北京，爱着北京的山山水水，爱着北京的一草一木，乃至爱着现存于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他用8年的时间，寻访、考证京城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后即兴创作了散文《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该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涉藏文化古迹保护决策提供了准确有益的依据。继而众多媒体均以长达两块版面的篇幅争相转载，电视台也纷纷邀请他前往演播厅讲解现存于北京的藏字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历史。

　　文学的力量有多大?作家应如何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探寻历史?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日前走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舒乙。

　　那一年，他寻访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只是寻觅，不为祈福。

　　那一天，他走进雍和宫，凝视着转经筒，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那一刻，他伫立在刻有藏字的石碑前，似乎听见六世班禅诵经的真言。

　　那一瞬，他抚摸石碑上的藏文，感觉里，历史是那样的厚重，指尖是那样的温暖。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舒乙和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的雍和宫。雍和宫是喇嘛庙，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对舒乙来说，此次前来是要看雍和宫的历史、政治影响，尤其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作用。说到雍和宫的历史，对雍和宫颇有研究的他如数家珍：“雍和宫的特殊之处和它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王府，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后，是皇帝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正驾崩后曾在此安放其梓棺，以后10年供奉过雍正的影像，在乾隆九年时正式改为喇嘛庙，成为皇家第一喇嘛寺院。这个改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雍和宫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坐镇北京管理蒙古、西藏广大地区政务的总指挥部。”

　　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兴趣的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4个面，分别用4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4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抄写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它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从历代石碑的碑文中获得创作源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复原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体认，是舒乙的精神信仰，也是他近年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

　　每一块石碑，都曾经历过不同的磨难，都见证过国家民族的兴衰，它是民族团结的旗帜。

　　每一块石碑，都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魄力的体现，它光芒四射，永垂青史。

　　每一块石碑，都刻有一段灵性的文字，文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完美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演变成偌大的文化符号，凝结在中华历史与传统文明的骨髓里，流动在东方文明的血脉中，永恒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继在雍和宫发现皇帝御笔《喇嘛说》之后，舒乙又把探寻的视角伸到了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北海、香山。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安定门外黄寺路中段的西黄寺，与东黄寺并称黄寺或双黄寺。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也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公元1779年6月17日率3000人启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后启程来到北京。

　　舒乙介绍说，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早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成为五世达赖的驻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六世班禅到达后受到隆重接待。乾隆皇帝第一时间在南苑接见了他，并数次在紫禁城内会见他，多次隆重赏赐礼物，并在保和殿赐宴，欣赏满族舞蹈。六世班禅非常高兴和满意。他不辞劳苦连续走访北京各大寺庙，弘法传经。乾隆皇帝特意在香山静宜园内为六世班禅修建了藏式夏季驻锡地，命名“宗镜大眧之庙”，简称“昭庙”，并决定亲自与六世班禅共同出席其开光大典。六世班禅在昭庙逗留了4天，做了大型法会。当年9月26日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和六世班禅相见，并一起观看舞蹈。10月28日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天花。第二天乾隆皇帝亲自去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大师发高烧，乾隆皇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道《写寿班禅圣僧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46岁。他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了100天，启程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取名“清净化城塔”。这座宝塔现在保存完好，其造型、雕刻艺术是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左方的是将乾隆皇帝送给六世班禅的那张《祈寿长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满、蒙“四体文书”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儿，极为少见。左方的是乾隆御制《清浄化城塔记》石碑，立在巨大的赑屃上。正面是汉、满两种文，背面是藏、蒙两种文。文章高度评价六世班禅的功德，说他在大好时机到内地振兴黄教，让蒙古诸藩欣喜顶戴，倾心报国，内地人也奔走皈依，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公元1782年，距今已近230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为祖国统一大业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由于众多原因，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尚未向游人开放，为了寻找到这一藏式建筑和那刻有藏字的石碑，舒乙甚至动用了政协委员的身份。

　　对舒乙来说，他每次前往香山不仅是感受那里的红叶，更多的是要寻找潜藏在那里的历史见证。据舒乙考察后的结论，现存于香山的“香山寺”遗址就有尚不完全被人知的3件宝贝，一为“听法松”，是两株有千年树龄依旧健壮的松树，二为《娑罗树歌》碑，三为乾隆皇帝自书自画的石屏。在这3件宝物中，《娑罗树歌》碑最有研究价值。

　　在舒乙看来，《娑罗树歌》碑的价值主要在其情趣，碑为四方体，南侧刻汉文，西侧刻藏文，北侧刻蒙文，东侧刻满文。碑体量不是特别大，但形制不错，说它是15块刻有藏字石碑中最具雅兴和最有品位的石碑，那是因为碑文是乾隆为一棵树而立的言，这在藏字石碑中极为罕见，且碑文极富现代意识!奇怪的是，这块石碑很少被记载，许多资料也已遗失。但舒乙通过碑中的诗文考证发现：一日，乾隆皇帝来香山寺游玩时曾在一棵千年古树前驻足，抬头发现这棵树的树叶呈七叶状，树冠茂盛。乾隆不解，香山寺住持敬告乾隆皇帝这是一株娑罗树，又称菩提树，相传释迦牟尼是在娑罗树下得道成佛，故佛庙四周常种有娑罗树，乾隆皇帝听后似有所悟。30多年后，当乾隆皇帝再来香山时，见此树仍然繁茂，自感奇怪的是，在这些年中，诗已写了几万首，竟没有一首是歌颂树的。于是，欣然赋诗一首刻在碑上。舒乙寻找到这块石碑时大为感慨：“这种对植物的尊重，对大树的尊重，难能可贵，表达了一种不光是对佛，也是对大自然、对地球的爱护和亲善，非常符合佛教的普度众生的理念，也符合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这块碑可以成为一个天赐的好标志物，永远受到顶礼膜拜式的尊重和爱戴。”然而，当笔者好奇地踏着舒乙寻找石碑的足迹来到香山寺时，发现原树已亡，不知所终。今天人们在碑附近补种了几株小娑罗树，上面挂着牌子：“七叶树”。

　　舒乙说，艺术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我的创作而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多寻找一些素材，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报告文学要求作家占有第一手资料，小说要求作家有真实的生活体验，而纪实性散文的采访、采风过程与报告文学作家大致相同，其秘笈是离被写的事物近一些，再近一些。

　　他相信，在人们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追求发生裂变的时候，石碑真的淡出人们视野，那也是大地上一具无可比拟的龙骨，没有任何物质敢与它同朽。

　　他深信，就是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石碑了，在石碑的背后，一定留有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心泉。

　　他更信，无论石碑是否完成历史、时代赋予的使命，它将永远屹立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经过一个半月的集中探访，舒乙在北京城内一共找到了15块刻有藏字的石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是在寻访完这15块刻有藏字的石碑后，舒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不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吗?”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他们立刻就会明白，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会立刻明白，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北京原来备受尊重和重视。他们会明白，西藏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像六世班禅，在历史上原来是那么拥戴和亲近中央政府。他们会明白，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数量又那么多。这说明：藏族人民早就和祖国各族人民是一个大家庭、是一家人，西藏地区早就是祖国的一块重要版图，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北京最重要的石碑上。

　　无疑，舒乙是个细心的观察者，是个有独特眼光的作家。他能从一块“石头”中探究一段历史，继而得出一段结论。

　　有评论家认为，舒乙的《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是继冯骥才《年文化》、《抢救老街》后的又一力作，其创作主旨是大声呼吁重视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与文化生态散文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散文写作的一种模式。舒乙认为，文化散文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发现。北京实在很大、很老、很深。因为很大，总是看不全，多有疏漏。就拿自己来说，有时甚至颇有挂一漏万之惑，从而每到一处新地总是一惊一乍的，觉得新鲜：从没见过，从没听过。因为北京很老，既是六朝古都，又是多民族聚居之都，内涵极为丰富，有着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性格，处处有历史，有传统，有说词，有故事，不佩服不行啊。因为很深，老看表面可不成，还得钻进去，细细深究，犄角旮旯里全有东西，都是宝，马虎不得，稍不留神，就停在了表面。这就是北京的特点。所以，北京除了故宫、颐和园、天坛、长城、十三陵等几处世界文化遗产之外，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认识，需要了解，需要前去，需要慢慢品味。即使是去过的地方，甚至您自以为去过多次的地方，也需要重新补课，因为，那里也许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你从未接触过，内容丰富啊，又都藏得太深。过去你也许只是浮光掠影地了解个大概，甚至又可能连精华之处都忽略了，或者干脆漏掉了。要去发现!还有，当你就近仔细观察北京时，所有的观察都只属于你自己，是你自己用眼去看来的，用耳去听来的，用亲身去体验来的，可不是由书上得来的。你一定会有许多新的体会。这是文化散文创作带来的极大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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