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虽无真迹传世,但千百年来国人却一直从他书作的摹本和刻本中,汲取着无尽的精神和艺术滋养。尤其是历经千年的王书唐宋古摹本,由于较为全面地承载了原作的各种信息,历来受到极度的珍视与推崇。
徐邦达认为是南宋摹本
《平安帖》共四行四十一字,无名款。历史上多数人认为是王羲之所书。
第一眼见到它的图像,我马上联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反复临摹过的《十七帖》。《十七帖》是唐太宗御府所藏的一卷王羲之尺牍,其风格含蓄凝重,历来公认为羲之成熟期的今草代表作。太宗曾命解无畏勾勒一卷充作弘文馆的“馆本”,这卷“馆本”后被人刻石,宋拓藏上海图书馆。另有其中二札的古摹本——《游目帖》和《远宦帖》,分别藏于日本私人(闻二战中已毁)和台北故宫。
北宋《宣和书谱》记载御府所藏二百四十三件王羲之法书中,就有草书《平安帖》一件(另有同名行书一件,摹本今藏台北故宫)。北宋潘师旦刻《绛帖》二十卷,亦收入王羲之《告姜道帖》(《平安帖》之别名,即姜夔指为献之书者)。南宋《澄清堂帖》亦刻入《告姜道帖》。
乾隆获此帖的时间大约很晚,加题时已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集内府法书之大成的御刻《三希堂帖》、《墨妙轩帖》早已完成,《平安帖》遂无缘跻身清宫刻帖之荣耀。此后不知何时,它流出宫廷,“隐居”人间,又错过了照相术昌明后百余年来的“出版大潮”,各种影印王羲之法书图录中皆不见其踪影。难怪今人骤见鸿宝,颇觉眼生。作为艺术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阐明它在历史上的巍巍地位与赫赫声闻。
徐邦达先生三十多年前见过《平安帖》后,对它进行了细致的著录与研究,文字刊于《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结合本帖绢地与前宋花绫隔水是一时物、书写系临写带勾描、上古印“书画印”(文征明跋中以为王诜印)等并非伪物等认为摹制时间的断代“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
或是北宋王诜府上出产
说实话,根据这些情况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南宋中晚期”的结论。我猜徐先生的思路也许是:“卷中钤有北宋末宣和内府与南宋初绍兴内府的伪玺,所以它只能产生于南宋中晚期,因为古人是不敢伪刻当朝皇帝御玺的。”然而,难道摹帖与钤盖伪玺必须同时进行吗?为什么不能是摹帖在前,钤盖伪玺在后呢?
我对这个问题的拙见如下:
文征明对于上距自己仅三四百年的“大名头”王诜的鉴藏印章,理应相当熟悉,就像今天的鉴赏家应当熟悉项元汴、安岐、梁清标的印章一样。他在跋文中明确指出《平安帖》上所钤“书画印”等属于王诜,如果找不出过硬的反证,我们没有理由不采信他的说法。如此,此帖的摹制时间应不晚于北宋王诜生活的年代(11世纪初叶)。
至于我为何不采信文氏关于此卷题签为宋高宗所书的说法,是由于北宋以后“元章书”为流行书体,仿效者实在太多,很难仅据“犹带米法”就说是赵构。
《平安帖》为绢本,这在古摹王帖中是少见的。唐人以“双钩廓填”法摹帖多用纸本,他们是在认真地作学术意义上的“拷贝件”,故往往连原作上的破损痕迹也忠实勾出。《平安帖》的绢地,徐邦达先生已经确认是宋绢,故此帖的性质,严格说应叫宋临本。舍纸摹而用绢临,主要是想通过材质的高贵使人信为晋人真迹,造就一件可以乱真的“文物复制品”。文征明对“绢本”这一点十分看重,他在题跋中说:“盖晋人珍惜其书,故多用绢,至唐人犹然。”似乎就是上了这个当,把复制品当真迹买了。
当然,这并不贬损《平安帖》的价值。千年古物,不管当年的摹制动机如何,其传承右军书道的功能,对于今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由上述两点,我们联想到王诜其人。王诜是宋英宗的驸马,北宋时代仅次于徽宗皇帝赵佶的第二大书画玩家。关于他赝造名家书画的记载,古书上屡屡见之。这里只举米芾《书史》中非常生动有趣的一则:
“王诜,每余到都下,邀过其第,即大出书帖,索余临写。因柜中翻索书画,见余所临王子敬《鹅群帖》,染古色麻纸,满目皴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帖装染,使公卿跋。余适见大笑,王就手夺去。谅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时,使一苏州背匠之子吕彦直,今在三馆为胥。王诜尝留门下,使双钩书帖。又尝见摹《黄庭经》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图书记’,乃余验破者。”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北宋“收藏热”中社会对古法书的渴求,以及王诜们的应对之策。据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今天我们面前这件《平安帖》,极有可能就诞生于那个时期,或者竟就是王诜府上的出产——高手临摹,精工裱褙。到了“南宋中晚期”或更晚一些时候,它又被继起的业内高人拆去原来的花绫后隔水和贉尾纸(上面很可能有王诜等北宋人的印章、题记,可以另派他用),配上钤有伪宣和内府诸玺的黄绢后隔水及贉尾纸,又在本幅钤上绍兴伪玺。这样,一件王驸马的鉴藏品就提升为宣和、绍兴两代帝王的御府珍玩了。窃以为,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