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高居翰在《中国绘画史》一书中，这样谈到明末：“若把明末与现代西方的状况相比，两者除流派纷呈这一点相似外，都是无休止地讨论原则，系统地阐述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过去的绘画，试图对过去的绘画进行分类和评价。”

　　明末，董其昌成了当时的中心人物，“由于他是大官，是当时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在绘画上又最有权威，因而极其自信，甚至有点自以为是。他在画学方面著作很多，重述和加工文人画理论，除此之外，他写过无数画跋。甚至到今天，他作的鉴赏仍是极为重要的。”

　　而董其昌在中国画历史上真正留下的印记，是他将中国绘画理论进行了新的归纳，影响了后世。在《容台别集·画旨》中，他把古代画家进行了分类，引入禅宗二派的分法，将中国画史分为“南北宗”的说法，从唐代王维开始，荆浩、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到元四家，都是“南宗”。而从唐代李思训、李昭道开始，到赵伯驹、马远、夏圭，称为“北宗”，将复杂的中国山水画史，勾勒出文人与非文人两大流派，而他自己非常推崇“文人画”的意境，批评“着色山水”和“刚性线条”的北宗画。

　　董其昌自己擅长画山水，他很喜欢五代的董源、巨然，元代的黄公望、倪瓒等人。他常见的山水画都是用纯用水墨，或者是在画面上加一些淡淡的颜色，表现幽静淡雅的意境。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

　　夏木垂荫图　明 董其昌 水墨纸本

　　董其昌（1555—1637）明代书画家、鉴赏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后人多以董香光称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神宗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他所倡导的作画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后代学者尊奉的信条。其“南北宗”绘画理论影响至今。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容台集》、《容台别集》等著作。

　　这幅《夏木垂荫》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上，葱茏的树木，峭拔的山峰，开阔的视野，幽静的房舍都给人一种仲夏时节清逸安闲、静谧幽深的韵味。

　　在作品的构图上，董其昌极力实践古人“运大轴，只三四大分合”的指导思想，他有意识地在作品中重现北宋山水那种结构谨严，气势宏大的风格特征，着力革除晚期吴派山水画创作中“从碎处积为大山”而出现的细碎零乱与柔弱牵强的弊病，突出强调画面的整体气势，虽然也有细碎之处，却表现出山的体积与质感。作品用笔浑圆强劲，刚柔相济，正所谓“以直皴填凹凸之形”，尤其是在许多细微之处的短线，用笔沉着老练，稳重扎实，最见功力。这和董其昌具有精湛的书法底蕴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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