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馆馆藏蟠螭纹大鼎出自河南新郑李锐的菜园，出土面世距今已87年。深圳博物馆青铜器研究者乔文杰说，蟠螭纹大鼎和其他青铜器一道经历了坎坷的过程。如今我们面对它，思考着其身上所存在的考古学意义。

　　首先是青铜器群的完整保存。据史料记载，1923年2月，在山西浑源李峪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后来大多流散到法国;1925至1926年，陕西土匪王琨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挖掘西周早期的墓葬群，所得大多也流散到欧美;1928至1930年，河南洛阳金村一批战国墓遭到盗掘，青铜器等文物现多藏于加拿大、日本等地;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被挖，许多青铜器分散到欧美。和以上记录相比，一座大墓的器物能够集中著录和收藏，在那个时代尚为首次。

　　大墓的发现，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艺术界广泛注意。关于大墓的年代，依据仅有的几个青铜铭文“王子婴次”，是王国维依据文献加以考证，认为婴次是楚国令尹子重，楚国大臣的东西跑到郑国的墓葬里，可能是郑国人在战场上的缴获。郭沫若则主张婴次是郑国的子婴，这比王国维说的要早了约一百年。

　　有学者指出，郭沫若对新郑大墓青铜器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指出这批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他举墓中出土的那对莲鹤方壶为例，说明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以全然超出西周以上神秘严重的氛围，显露清新的气息。他对此所作极富文学性的描述，是青铜器研究者迄今引用的。

　　目前通过一系列新发现知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新的艺术风格确于列国兴起，很快传遍各地。这不但表现在青铜器上，也在玉器等等方面同时显露出来，成为战国时期绚丽多彩的艺术高峰的先导，其流风余韵更及于汉初。乔文杰说，假如再考虑到春秋晚期的世变，以及老子、孔子、孙子等学术人物的出现，不难理解青铜器艺术的此种变化并非偶然。新郑大墓青铜器使人们第一次看到青铜器艺术如何进入当时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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