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青年时报》报道 从一个爱好拍摄DV的学生，成长为独立电影导演，从校园到影展、国际电影节，很多年轻人怀着电影梦，走在独立影像创作的路上。回首已落幕的杭州大学生电影节，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的学生作品相互碰撞，折射出两岸三地学生影像的创作生态。

　　记者调查杭城高校学生的拍片现状，种种资源的匮乏，似乎阻碍了年轻人的电影梦。但在独立电影圈内人士眼中，缺乏电影拍摄的基本功和对社会、生活的现实关注，才造成了内地学生作品的苍白。

　　从打开DV的镜头盖开始

　　刚开始，他们用DV来记录、描绘这个世界。

　　1983年在上海出生的黄凯，在大二那年，想拍一部片。但借不到学校的机器，只好借力父母，用4000块钱买了一台DV。大学同学都在忙功课，黄凯找来高中同学当演员，用最菜鸟的剪辑软件来制作。那年他一口气拍了好几部短片。六年后，他的长片《上海公园》入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在国内影院上映，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在黄凯四处借机器的那一年，浙江大学里诞生了一个“学生DV联盟”，一群业余的拍片爱好者聚在一起，用小到手机，大到专业摄像机做装备，当起了拍客。现在，社团里30多人，“90%的影视技术和知识是自学的”。现任社长、大四学生陈烨说：“我们都是一届带一届，经验丰富的老社员给新进的社员上课，传授技巧。”拍摄的影片内容大部分以校园生活为主，每学期他们能从学校得到4000元经费。

　　而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影视演绎社，自掏腰包则是学生们唯一的经费来源。两年前，影视演绎社由学生王勇磊创立，装备比“学生DV联盟”强一些，“现在有一半左右的社员是影视系的学生，拍摄器材都可以直接用影视系的设备。”

　　回忆第一次接触DV的情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郭臻笑起来：“我第一次接触DV说起来比同代人迟，大概是18岁，高中最后一年。当时对影像创作毫无概念，完全是零。只是被人拉去做学生会干事，逼着上马，拍一些拉票的宣传片。”同学以为他是专家，“又拍了一些闹着玩的录像，连白平衡都是错的，抓起mini-DV就乱拍一通”。高中毕业后，郭臻入读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系，真正开始认识并学习拍片。

　　他们更希望学生像艾未未

　　今年暑假，中国美术学院的10名学生和香港演艺学院的11名学生，在北京宋庄“栗宪庭电影学校”相聚，参加独立电影制作短训班。这里的老师是一群独立影像的实践者，独立电影人应亮是这里的教学总监。

　　在这里，来自杭州和香港的学生作者合作拍片，共同完成“毕业作品”，回归到最基本的电影语言叙事，用最纯粹的光影表达情感。对他们来说，这也是重新审视他人、社会和自我的毕业礼。

　　栗宪庭电影学校主张学生要真的去观察生活、走进他人和发现自己。这里特别强调“实践”，但不仅是指技术和创作实践，更多的是指社会实践、生活实践和自我实践。

　　“这不是一所教授技术的学校，也与产业制作无关，它主张放出触觉、感受真实和了解自己。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电影教育、艺术教育，乃至中国教育严重缺失的部分。”应亮说，他们学校如果未来出了一个宁浩，不会有多少人觉得惊喜，“这是正常的”。但如果出了一个艾未未，或者说对社会有所判断，有自己的表达，有贡献的人，他们就会特别自豪。应亮的理念，得到了香港演艺学院院长舒淇、中国美术学院影视系老师刘智海的认同，他们为前去宋庄的学生资助了奖学金，来支持这所由义工们撑起的学校。

　　现在，美院影视演绎社的王勇磊让出社长的位子，开始忙自己的毕业短片，“我还是想拍电影，拍自己的电影。”虽然面临着经费上的困境，但是影视演绎社还是积极参加很多比赛，关于环保的一条公益广告就获得了19届金犊奖优秀奖。近期，社团还在筹备一部大学生题材的纪录片。而陈烨的社团与学校团委合作，拍摄了毕业片，在学校礼堂公映了。但对他们来说，让观众看到自己作品的途径少之又少。

　　而在台湾，毕业大片的展映早已成为惯例，学生的作品可以制作成DVD，集中向观众售卖，每张碟片收取大约30元人民币的成本费。2010年的毕业展，台湾淡江大学的袁为琳，同班上7名同学组团拍的毕业作品《两代早餐》，在毕业展映中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我们制作了100张DVD，全卖光了”。袁为琳是作品的编剧，在大学期间，她辗转在电视台、广告公司、《不能说的秘密》的摄制组实习，最后还是想坚持编剧之路。

　　杭州影视教育差距还很大

　　2010年，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区，年轻的影人们相会杭州大学生电影节。在“向日葵奖”两岸三地大学生短片单元，黄凯、应亮和上海纪实频道导演干超、张伟杰，独立导演黎小锋担当了评委，把评委会大奖颁给郭臻导演的作品《一天》，把最佳剧情片奖颁给了袁为琳编剧的作品《两代早餐》。

　　参加栗宪庭电影学校培训班的美院学生，来这里观看学生作品，同他们的老师应亮交流。两岸的年轻影人在这里相见，讨论创作。对刚刚迈入影视创作之路的年轻人来说，影展为他们提供了作品展示的机会。

　　这次相聚讨论，技术、资金、平台等的缺乏被多次提及，这似乎一直是横亘在创作之路上不可逾越的困局。

　　导演张伟杰谈起看到香港、台湾学生创作的剧情片，“的确眼睛一亮，没有想到香港和台湾的学生，对社会、对生活、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关注，居然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基本功很扎实，这个基本功包括电影语言的能力，现场指导、调度能力，电影叙事能力”，张伟杰说，这些基本功通通都是可以训练好的，但成为了内地影视教育的一种缺失，“在很多影视专业，导演技能的学习全都融成一门课，叫做导演技艺，学生们花大量的时间，学习怎么拍广告赚钱”。栗宪庭电影学校为这种缺失所作的探索，引发了同为高校教师的黎小锋的兴趣，“我们的学生，未来可以去宋庄看一看”。

　　舒浩仑是上海大学的教师，他观察到，学生创作、资源问题不是特别大。他在学校布置作业，让学生用静态的照片拍摄，用定格动画的方式制作电影，也拍出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限制往往可以化成你的风格，并不代表你不能做出东西来。其实拍电影的道路上，没有太多东西可以阻碍你，关键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心有多大。心愿很强大，你肯定会想办法。”

　　“将来还是想当导演呢，因此不多下苦功不行”，获得杭州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郭臻，曾经出席过很多国际性的短片展，他打算明年至少完成两部作品，但没认真研究过怎么争取拍片资源，“资源方面，老实说我也不太在行，可能试试申请香港政府的艺术资助计划吧。不过在这之前，还是专心写好剧本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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