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0-10-21 14:36　　　来源：

　   整理/陆薇  定稿/尚扬

　　1976年，折腾了十年的文革结束了。到了第二年，停顿了十年的高考也恢复了，文革十年间积压了一大批希望进入大学的青年，许许多多优秀的青年考进了大学。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到一个新的春天，树木生长，万物复苏。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人都特别纯，杂念少。画画的人就只是想怎么能把画画好，个个都象凡高。当然，出名的想法也是有的，那就是让别人说“这老兄画得真好”，但是没有金钱的欲念。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大家都不知道画是可以卖钱的，更不知道一张画可以卖到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画画就是画画，画好是最重要的事。这种纯净的境界就象在天堂。

　　那段时期不仅仅是艺术的春天，也是中国人的第二个春天。

　　第一个春天是五十年代。那时的公园里，小河边柳树下都是男青年在拉手风琴，女青年双手摸着辫子，含情脉脉。当时我是个半大孩子，看到比自己大的人在谈恋爱，莫名的羡慕。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那首歌唱的那样，手风琴的声音就在水面荡漾，这个树下一对儿，那个树下一对儿……。到了八十年代，又是这个样子，又恢复到柳树底下有人，但不是拉手风琴，是把三洋录音机提到树下，放邓丽君的歌。

　　当时大家互相往来，谈的都是尼采、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绝对、解构、此在……，好像不谈哲学就会显得世俗。西方哲学的风吹到中国来，吹到画画的人中间，真的改变了人原来的状态。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看不到的东西，立体派、野兽派、未来主义、达达，包括后来的抽象表现主义，这时都开始有所接触了。

　　七十年代末，国家进口了很大一批西方的画册。文化部就在想：给谁呢？一开始要给中央美院，但中央美院不知什么原因没能接收这批书单，于是文化部就给了另外一个中央直属的美术院校——浙江美术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美院)。这批画册的数量巨多，时任院长的王德威一看，得要好多钱呢，没钱怎么办？把学校的车卖掉，筹措齐资金把这批画册接受下来。这真是个英明的决定。作为一个外校的人，我不是很了解王德威，听说他过去有点左，但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他做得好，不知道中国美院后来的人记不记得他。

　　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当年9月，我的导师刘依闻先生就带着湖北美院的几位老师和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江浙一带考察写生，当然首先是冲着浙美的这批画册去的。这批画册到底有多少呢？摆满了整个的图书馆大厅，学校把画册用一个一个玻璃柜摆出来。这批画册对于中国的艺术青年来说，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印象派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艺术，西方世界一百年的艺术，全在这里一本本地任你打开。图书馆大厅每天从早到晚开放借阅，浙美的学生似乎全天都泡在那里，每天借这本换那本，厅里全是人。我们也挤在人群中间，几天都在那看这批画册，简直眼花缭乱，看到后来，觉得像吃了很多东西，已经撑饱了，还在往里塞，感觉眼睛都鼓出来……太多好东西了，看完很激动，好像血压都往上升。

　　我们当时住在浙美招待所，条件哪能与今天比，一间小房里上下铺住八个人。但那时每天回来就写笔记，脑袋还浸泡在那些画册给予启示的激动之中，招待所的小房间也显得温馨无比。在浙美的那几天，何多苓几个川美的研究生住在招待所的另一头。全国的美术院校来了不少的人，川流不息，都是冲这批画册来。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美术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我始终觉得，浙美的这批画册跟这些事情还是有点关系的。后来我在想，最受益的是哪些人呢？是黄永砯、谷文达、张培力、王广义他们，他们的视觉资源和精神的出发点，与这批画册有很深的关联。浙江美院在三十年代，叫做国立艺专的时候，出了一些现代主义团体和艺术家，决澜社、庞薰琹、方干民、林风眠。后来林风眠当校长，和吴大羽一起培养学生，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他们成为中国现代主义的先驱。再到后来，浙江美院好像冥冥之中也在继承这个传统，阴差阳错地得到一批好画册，又出来一批人(就是刚才提到的黄永砯他们)，这也真是历史机缘，中国的当代艺术好像有一个出发地较比其它地方清晰，依我看，浙美的这批画册起了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