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林兆禄铭汉长乐未央瓦当砚

清·宣和白玉砚

清·孙多鑫藏秋叶端砚

清·狄平子藏钟形澄泥砚

　　砚台拍卖由来已久，但是一直被包含于瓷杂之中。这种状况自2007年西泠印社推出“历代名砚专场”后得到改观。砚台身价一路走来，风生水起：西泠印社的“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中，估价为80万-150万元的“吴昌硕铭、沈石友铭石破天惊端砚”以235万元成交；中国嘉德2010春拍“翦淞阁——— 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高价成交；更令人拍案的是，北京保利2010春拍，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传统文化的回归，正在形成一股推力，使得砚台迈出低谷，并顺势上扬。

　　古砚拍品连破纪录新砚收藏价值不菲

　　在今年6月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之前，砚台一度不被过多地关注。保利春拍，一方砚台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了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由此，砚台才以石破天惊的气势强势登陆了藏家的眼球。

　　这款被拍出天价的砚台，是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此砚在《钦定四库全书》、《钦定西清砚谱》等皇家典籍中均有著录。此砚整器作卧虎之形，色属澄泥砚中最为上乘的鳝鱼黄，乃吴中供御巧匠根据绛州澄泥配方重新创造之品。该伏虎砚以一椭圆形包袱式紫檀木盒储之，盒面镌刻隶书“虎伏研”三字，盒盖内填金隶书御铭与砚铭相同，下有钤宝二，曰“会心不远”、“德充符”。盒内底镌刻隶书“乾隆御用”并“几暇临池”方印，均填金，雕饰十分精美，应为乾隆书房中蒙皇帝手泽的珍品。

　　无独有偶，就在去年底，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周中，一件清乾隆·御制仿古澄泥虎伏砚，连同紫檀刻包袱纹盖盒，估价2万-3万美元，成交价则达到了142.65万美元(约合973万元人民币)。

　　砚台的表现还不止于此。中国嘉德2010春拍“翦淞阁——— 文房清供”专场上，清康熙御制松花石龙马砚以425.6万元高价成交。康熙帝曾将此砚御赐蒋廷锡。“民国”二年(1913)，此砚辗转流入藏砚名家沈石友之手，并留拓于其砚谱《沈氏砚林》中。“民国”六年(1917)沈石友谢世，藏砚尽为后人散出。昭和三年(1928)，日人桥本关雪买下沈石友藏砚，后作为担保品被某银行保管。1945年桥本关雪过世后，部分浩劫遗物散诸海内外，迄今《沈氏砚林》里的名砚仅留存约58方，砚谱中唯一一方松花石砚避开战火，幸留原貌。

　　其实，砚台拍卖由来已久，但是一直被包含于瓷杂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香港拍卖市场上出现一方17世纪出品、后由国画大师张大千收藏的端砚，经众多买家竞争，最终以38.5万港元落槌。更甚的是，2001年，上海拍卖的一件唐云先生新刻书画的“宋老坑端砚”成交价仅为8万元；中国嘉德一件清初端石“井田砚”以12万元被买走；一年之后，中国嘉德以5万元的价格拍出一方清康熙菠萝纹砚。

　　2007年，西泠印社推出了“历代名砚专场”，被业内称为“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品拍卖史上首个砚台专场”。砚台拍卖状况由此逐渐改观。首个“历代名砚专场”共汇聚130多方各式名砚，总成交额达1832万元，成交率达98.3%。清代伊秉绶等铭大西洞端砚以96.8万元的成交价成为全场“标王”。以后每年的春秋拍，西泠印社都会推出砚台专场，除2008年以外，每场的成交率均在90%以上。2009年秋拍“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中，砚台收藏中堪称“石渠宝笈”级的吴昌硕、沈石友、邵松年铭“和轩氏紫云砚”最终以548.8万元的高价成交，创下了当时文人砚拍卖的世界纪录。今年西泠印社的“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中，估价为80万-150万元的吴昌硕铭、沈石友铭“石破天惊端砚”以235万元成交。

　　古砚因其有文人参与的历史性而被藏家追捧，与此同时，现代砚台也进入拍场成为关注的焦点。2007年，北京翰海推出的砚雕汇集了端歙两大名砚中的顶级作品。端砚有国家级大师黎铿及琢砚名家刘演良的宋坑名品；歙砚作品以王耀、蔡永江、周新钰三位制砚新秀为代表，所用砚石都为唐宋名坑名品，刀法、构图继承古法而饶有新意。中国嘉德2008春拍也推出了10多方现代砚台，包括杨留海、伦少国、梁弘健、姜书璞、王耀、刘演良等的作品，个别砚台估价在50万元以上。

　　传统文化起步回归古砚价值重新考量

　　在今年8月28日潘家园举办的首届文房四宝精品展上，四大名砚悉数登场，有红山玉石研磨器、战国研磨器、汉代石雕砚、晋青瓷砚、北朝铜砚、唐代澄泥砚、宋代玛瑙砚、元代石砚、明代铁砚、清代水晶砚等。

　　砚台的历史悠久，古砚见证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传承。砚台藏家黄海涛介绍说：“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在秦汉时期形成了通常意义上的砚。它兴于秦汉，盛于隋唐，卓于宋元，弘扬于明，精繁于清。汉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神风、雄风’，神器在上、在庙，其给人的感受是御人、吓人。唐砚是宏丽丰腴的外拓张扬风格和饱满朴实的雄浑风格。以文人为主要受众的砚台从北宋起一直把握着砚的主流发展脉络。也是从宋代起，开启了石砚的天下。‘宋砚有线，明砚无边’，明代的砚式，大多还延续宋代‘规矩方直’的风格，但造型趋向宽敞浑厚。清代石砚雕制，造型拘谨，纹饰堆砌。”

　　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砚台由纯粹的实用书写工具逐步变得文人化、艺术化。苏东坡作为我国最早的文人藏砚大家，世人大多知其赠人礼品均为砚台。古时文人用砚、把玩砚，得一方好砚，铭刻于此。很多文人都喜于创作砚铭，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文天祥、赵孟頫、文征明、祝枝山、唐寅、董其昌、朱彝尊、高凤翰、袁枚、纪昀等。

　　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砚台被视为艺术品市场的冷僻门类而受到忽视。“早年中国没有拍卖，拍场上的价格都是西方定的。每年初，世界上最大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的拍卖结果直接影响到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春拍成交和效果。现在这种状况在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了，文化肯定有发言权，将来的话语权肯定由中国掌握。”黄海涛说，“晚清的读书笔记中有记载，在当时字画有点地位，瓷器只不过是摆件，价格不高不值钱，但是砚台就不一样了，它是皇帝御用的，也是文人挚爱之物。今年拍场上，乾隆的青花瓷瓶拍了3000多万元，砚台破纪录才1000多万元，价值明显倒挂。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砚台的价格会得到重新的认识。”

　　关于砚文化的推广，各地也在进行相关活动。“中华砚文化高峰论坛”于今年7月8日亮相上海世博会，旨在借助上海世博会这一广阔的平台，把中华砚文化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崇尚自然、热爱和平、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

　　浮躁取代飘逸之风钻研方是传承正途

　　纵观砚台千年的发展史，无不和文人墨客相联系，得好砚作画留字。著名古玩收藏家、学者赵汝珍曾分析说：“在唐宋之时，千百金之砚，比比皆是，甚至万金、数万金一方之砚者，亦所恒有；元明相承，价格日升，直至晚清，砚价仍保持其历来之平衡。乃至清末，变法维新，西洋文化东来，不用毛笔者，亦可在社会上占重要之地位。于是，国文失去其固有之重要地位，古砚之价值遂愈趋愈贱矣。在以前值500两者，今最多不过500元。虽元、两相去无几，而实则跌价甚多矣。”砚台随着国人书写方式的改变渐渐退出其“文人工具”的地位，转而成为欣赏品。

　　清人施闰章说过“愈工愈俗，是为石灾”。“现在就是卖弄雕工，卖弄石品，有‘眼’(天然生长在砚石上犹如眼睛一样的‘石核’，是端砚独有的特色)就值钱。‘眼’实际上是病，并不好。石头好不好，也不在于有没有眼，而在于其发不发墨。近年来砚台越雕越俗，高雅的东西少了。好多砚台全是雕龙画凤，龙带须，凤的足还是展开的，甚至细如发丝，一碰就断，都不敢洗。”黄海涛说，“受当今时代影响，急功近利的心理滋长，导致我们的传统在消失。一大批‘制砚新人’打着所谓‘创新’的旗号，曲意肢解砚台的基本功能和造型，致使现代砚台制作走入误区，浮躁、奢华、卖弄的匠人之气取代了文人的清高、飘逸之风。更有甚者，一些‘创新’砚台，已不能称作是砚台了，充其量称其为仿砚台石雕。一句话，中看不中用。”

　　同时，黄海涛也肯定了一些现代大师的创作。他自己收藏了肇庆程文的砚台。程文是端砚界唯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在秉承传统制砚和深刻把握砚台本质的基础上，以围绕砚台实用性展开创新，万变不离其宗。同时以王耀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新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用新的砚雕语言表达对砚雕艺术的理解。在让人感受传统制砚的古雅同时，又有了耳目一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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