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在做的，就是跟自己的祖先对话。”通过专家的解说，观众们确实触摸到了自己血液里埋藏的历史。CFP供图

资料图：当年发掘定陵的情景

　　7月29日上午，首都博物馆特展馆。满城一号汉墓复原模型前，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老先生为人们讲解满城汉墓凿山为陵的构造；考古所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则向身边的人讲解，如何从龋齿来判断当时人们是采集狩猎还是农业种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考古中华”在此举行。据考古所所长王巍介绍，这次展览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400多件精挑细选的文物是几代考古人六十年的成果。

　　一个古老文明的历史在这里勾连成线，形成一条连绵的时空长河。一万年前，先民们离开洞穴，来到山前的坡地或者丘陵聚居；继而，一个持续两千年左右的全球性气候温暖期在距今8000年前开始，雨量充沛，气候温暖，住在小型村落里的人们开始耕作，收获粮食；到了距今6000年的时候，出现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大型村落；再往后到大约4500年前的时候，传说中尧舜的时代，开始出现了都邑——— 最早的城市，而这时，王出现了，等级逐渐森严，人口集中于此地，为他修建了280万平方米的城池，礼乐兴盛，手工作坊里青铜铸造的技术现出雏形，一只陶制的扁壶上出现了疑似文字的符号，人们修筑观象台观测天文，这个代表就是位于山西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再往后到夏代后期，中原腹地，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出现了360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这座最早出现的宫城……

　　这次大展上展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人夏鼐以来四代考古人披沙拣金的成果，而背后则是一个知识群体六十年的风雨岁月。

　　1950年

　　趴在牛车顶上读书的开始

　　1950年4月，25岁的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王仲殊，在老师张政烺带领下，第一次踏入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府旧址———这里正在筹备建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再过几个月，王仲殊就毕业了。他是由老师欣赏而推荐进入考古所的第一个年轻人。他到的那天，正是4月，考古所筹备处所在，正是黎元洪府的后花园。花园里的近百株丁香花成片成片地开放，香气四溢，几座古雅的老房子掩映其中，还有小石桥“漂亮极了！”

　　张政烺带王仲殊拜见了当时负责考古所筹备事宜的梁思永。梁先生身体不太好，主要时间在黎府对面的家里办公。梁思永见到王仲殊，打量一番后说：“看你身体很健康，脸黑黑的，很适合做田野考古工作。”这时候，王仲殊还不清楚考古究竟是做什么的。

　　1950年，在郭沫若向周恩来总理建议下，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考古所，任命郑振铎为考古所所长，夏鼐和梁思永任副所长。

　　9月中旬，夏鼐从浙江大学赶往北京赴任，考古所同仁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第二天一早，王仲殊刚到办公室，夏鼐就过来找他，“他说，听说你做历史文献功底很好，另外日语也很好，以后建议你做汉唐时期的考古学，顺便搞日本当代史。”

　　这一句话，就此定下了王仲殊六十年的考古研究方向。“对于考古人来说，是不太乐意做汉唐考古的，因为年代晚”，王仲殊因为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从小耳濡目染，古文功底深厚。又因为早年喜欢上日本文学，自学日语，王仲殊的日语水平达到可以写日文小说的地步。夏鼐对他解释说，做汉唐时期的考古学，除了田野调查外，还要参考大量历史文献。唐代与日本关系密切，懂日语无疑更有优势。而王仲殊后来在日本史、日本考古方面成绩卓著，1996年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曾获此奖的包括巴金、费孝通和黑泽明。

　　这一年的10月，刚刚创立的中科院考古所在夏鼐带队下，抽调出12个人，占去考古所全部人员的四分之三，赶赴河南辉县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

　　夏鼐对田野工作要求极为严格，提出做田野考古“不许穿长袍；不能只让民工清理，自己在现场看书；一定要亲自动手；文物一旦露头必须当天清理完毕；每天必须完成当天的考古记录”等等。

　　除了一位老先生和一位文物修复专家单独安排外，夏鼐和其他人一起住在一间农民房里，10张行军床一字排开。晚上，夏鼐必要检查每个人的考古工作记录是否完成。“那时夏鼐旁边是安之民，跟我们隔着半堵墙。我晚上一听到他对安之民说看下你的记录，我就知道他下一个就要检查我的了。所以每次都不敢偷懒。礼拜天也不休息，要清洗陶器、编号、绘图。”

　　中午民工都回家了，下午三点才来。大家就在野外吃送过来的饭，找一棵大树纳凉，看书，或打瞌睡。遇到夏天，这段时间尤为难熬。而王仲殊记得，夏鼐比任何人都辛苦。因为怕发掘了一部分的探沟被人破坏，或者没完全出土的文物被偷，夏鼐每天中午都不走远，就在现场守着。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考古所同仁总是在某个发掘点待几个礼拜，再转战别处。1951年夏天，考古队转移到河南中西部的仰韶村继续发掘。路上找来牛车，拉着考古的器材和挖出来的一箱箱文物，老牛拉车慢悠悠在乡间路上走。作为年轻人，王仲殊就趴在一堆堆箱子的顶上，在晃晃悠悠的牛车上读着借来的日文小说。

　　1960年

　　痛定思痛的明定陵发掘

　　中国的考古学，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周口店遗址开始算，至今也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在王仲殊进入考古所的时代，这个稚嫩的专业刚刚起步，基本没有什么中国考古的书可看。“当时梁思永先生要我读的三本书，分别是尹达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吴金鼎的《中国史前陶器》和尹达的《原始社会》。因为日本考古学比我们早，书多，我还看了一些日本的书。”

　　上世纪50年代初，夏鼐看到国外的资料说，国际上开始使用碳14来测定文物的年代。夏鼐立刻想考古所也要掌握这门技术，但苦于没有相关的人才。然而机会还是来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科院物理所的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被打成右派，面临下放劳动。夏鼐听说此事后找到他们的老师钱三强，鼓动他们来考古所。“夏鼐对钱三强说，如果到农村去就浪费了。咱们考古所跟政治关系不大，右派来也可以照样工作。”

　　钱三强同意了。1958年下半年，仇士华夫妇来到考古所，开始根据国外的书籍和资料研究碳14技术，建立碳14实验室，并在1965年获得了第一批测试数据。中国考古学在技术考古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实验室后来曾为“夏商周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6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吴晗联合郭沫若等人，力主发掘明长陵，遭到郑振铎、夏鼐等的反对，认为帝王陵不能随便挖掘。但最后由周总理批示同意，决定先试掘明万历皇帝的定陵。

　　这一年5月，王仲殊跟着夏鼐一起去定陵考察。他们发现在宝城西南边的砖墙上似乎有一条裂缝，怀疑这里是墓门所在。大家爬到顶上一看，在裂缝的上端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刻着“隧道门”三个字。后来考古队就从这里开始试掘，果然是一条隧道。

　　1958年，在夏鼐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明定陵发掘，历时两年多顺利结束。清理地下玄宫时，夏鼐强忍病痛坚持工作，事后病休五个多月。

　　定陵是新中国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玉器、金器等文物。然而，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无数奇珍异宝无法保存，发掘的丝织品变硬腐化，三口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红漆棺椁以及万历帝后的尸骨也在“文革”前后被红卫兵和革命干部遗弃及毁坏。

　　痛定思痛的郑振铎和夏鼐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周恩来总理批准了这一申请。不主动发掘帝王陵从此成为考古界的一个定规。

　　“定陵发掘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帝王陵不能随便挖。从这之后就定下了规矩，坚决不动帝王陵。”王仲殊说，尤其现在地方上为了发展旅游，都希望发掘王陵获得旅游资源，更需要不断重申这一结论。

　　“文革”开始后，夏鼐被打倒，下放到河南干校改造。王仲殊作为“没有问题”的幸存者留在考古所，实际主持了“文革”期间考古所的工作。“当时几乎各种研究机构都停止了工作，但周总理认为考古所还是有用的。所以三分之二的人都下放了，留下三分之一留守。我就成了留守人员里的领导，那个时期我的心情比较郁闷，还犯了颈椎病。”

　　1968年5月，河北满城县一支工程兵部队在开凿穿山隧道时，发现了一座古老的汉墓。郭沫若向周总理写信，推荐委派考古所的王仲殊、卢兆荫和王子明三人前往发掘满城汉墓，王仲殊任考古队长。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郭沫若直接指导发掘。

　　由于墓洞内极为阴冷潮湿，身上穿的军用棉大衣过一两个小时也会变得湿漉漉的，在洞内连续工作十多天后，王仲殊的关节炎和颈椎病终于严重发作，不得不回北京治疗，由卢兆荫继续负责具体的发掘工作。

　　考古所先后投入十多位考古专家参与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经过卢兆荫等人的考证，这座古墓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为世界首见，轰动中外。此外，“长信宫灯”和“错金博山炉”文物的考古价值也极为珍贵，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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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

　　“四福音”羊皮书的奇迹

　　1970年，中国的好朋友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政府提出一项请求：帮助修复阿尔巴尼亚国宝，两部羊皮书。这两部羊皮书是著名的“培拉特”手抄本，年代为公元6世纪和10世纪，内容是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基督教经典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等“四福音书”，二战中因为躲避德军埋入地下十多年，发掘时已经严重损毁。

　　这项重要的“国际任务”交给了考古所。此时，考古所已经没几个人工作。周总理问郭沫若是否能修，郭沫若找到了王仲殊，王仲殊回答“能修”。当时夏鼐正因为家人生病，从下放劳动的地方请假回家。王仲殊借此找到郭沫若说，夏鼐知道如何解决此事，应该把夏鼐留下。于是夏鼐借羊皮书一事以“羊皮书修复顾问”的身份回到考古所继续工作，连同他手下几个年轻的弟子，技术组骨干王抒、白荣金、王振江、冼自强等也回到考古所工作。

　　1971年，两部羊皮书送到了考古所，书页都已粘在了一起，如同一块腐朽的千层饼，用手一碰，就唰啦啦地掉粉末，其脆弱程度达到了修复的极限。考古所的技术组负责人王抒等人，将羊皮书一页页揭开，拆下来，去除潮湿和污渍，然后每张书页用两块玻璃夹住晾干，摆了满满一屋子。技术组的负责人一直考虑用什么涂料抹在羊皮上，作为保护剂。但王仲殊担心不管什么保护剂，时间一长都有老化的可能，一旦老化，反对羊皮会有伤害。

　　“我后来想，现在羊皮夹在玻璃板里，如果玻璃不是那么厚，那么重，也不会破，那就不抹任何东西，夹着不就完了吗？”王仲殊提出的这个想法获得了大家认可，于是考古所的同仁们找到北京的一家塑料厂，用两片塑料薄膜夹住一张羊皮纸，封上口，里面充入氮气。再加上技术人员对羊皮纸面进行了特殊的“蚕丝网膜”处理，问题解决了。通过这个方法，羊皮书得以修复，并可以长久保存。阿尔巴尼亚方面表示非常感谢，周总理也认为考古所完成了一个大任务，为国争得了荣誉。

　　趁热打铁，1971年6月，由夏鼐和王仲殊起草了一封郭沫若给周恩来的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请批准《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的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不久总理批示同意复刊。当时包括《考古》在内的全国所有的刊物都已经停刊。1972年《考古》杂志复刊，成为全国唯一的刊物，每期发行量达到6万多册，每期由郭沫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本。之后周恩来对中科院军宣队的负责人说，你看《考古》都复刊了，你们科学院那么多学报刊物为什么还不复刊？在总理的关注下，其他刊物开始陆续恢复，王仲殊笑说：“在这一点上考古所也是做了贡献的。”

　　1971年，长沙发现马王堆汉墓，湖南方面希望北京派专家来帮助发掘和文物保护。由夏鼐建议，王仲殊派了曾参与满城汉墓发掘，有丰富的金缕玉衣修复经验的白荣金，和在丝织品研究技术方面最强的王开两位专家到湖南，现场提取发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夏鼐也多次亲自指导发掘。

　　1980年

　　“文革”后的百废待兴

　　1982年夏，大学刚刚毕业的王巍带着吉林大学考古系老师、后来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的介绍信拜见了他日后的导师王仲殊。王巍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七七级的毕业生，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

　　在上大学之前，王巍在农村插了五年队，在工厂当了两年学徒，1977年11月22日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在城区公社当书记，已经是个有前途的青年干部。一直想上大学的他决定参加六天之后的考试。王巍一直想学理科，“儿时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但“文革”当中基本没上课，数理化基础太差，所幸工厂当学徒期间跟着妹妹补过一段时间的数学，帮他在高考中多得了三十分。“那时候听人说，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而且‘文革’中看过当时发掘满城汉墓的电影纪录片，于是第一志愿就报了考古系。”

　　那时的考古所，依然在东厂胡同的小四合院里办公，院子里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搭的很多地震棚还没拆除。王仲殊的办公室就在小院正房的东耳房。王巍大学时外语学的是日语，之前已经读了一些日本的考古资料，打算接下来报考王仲殊日本考古方向的研究生。王仲殊告诉他，年轻人从事考古应该先积累考古田野经验，中国的考古学者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的田野。

　　王巍进考古所的时候，夏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考古所名誉所长，在后辈心目中，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令人敬畏的。那时考古所每年年初进行上一年的田野汇报，由夏鼐主持。83年的田野汇报至今让王巍记忆深刻，“有位先生一上来就眉开眼笑地讲发掘获得了什么精美文物，当时就被夏鼐所长打断了。夏所长说，你先别讲这个，你先讲你们这个发掘队有什么课题，学术目标是什么？发掘是怎样围绕课题来设置的，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说你先来献宝，当时就窘得这个先生满头大汗。我们在下面也紧张得大气不敢出。”考古不是挖宝，夏鼐的告诫给新人们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考古所有大量的发掘工作要做。1982年，王巍到北京郊区房山琉璃河参加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和墓地的发掘。此前，这里发现了一座建于西周早期的燕国都城、数百座西周墓葬及数十座埋放马车的车马坑。1983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到琉璃河发掘工地参观考察，面对庞大的发掘气势和考古人员的工作成就，写下了“叹为观止”的留言。

　　王巍告诉南都记者，考古所的规定是，田野工作期间，无论高级还是初级研究人员都要在田野第一线，包括老先生在内。“只有你在第一线才能及时发现一些现象，及时记录并作出判断。”王巍记得他刚到琉璃河的时候，之前考古队已经发掘了几座车马坑，但是发现只有马匹和两边带有铜轴头的车轴，没有发现车厢。其他人介绍的时候说这个墓地有一个特点，随葬马车只随葬马，不随葬车厢，一根车轴代替车厢。“当时我就想，随葬马车时特意卸掉车厢，这可能吗？我后来带着民工发掘车马坑时仔细地辨认，发现车厢是有的，只是非常难发现。”按照考古经验，战国以后有了漆器，很多马车都涂有红漆，这样，车厢的痕迹能沿着漆皮保留下来，但商和西周的时代马车往往不涂漆，木头朽坏了，就成了和土相近的木灰。王巍和同事们土中找土，才发现车厢朽掉的土和一般的土颜色、质地不一样，仔细看才能有木框的痕迹。

　　这一次发掘经历让王巍印象极深，“如果考古现场错了，没有辨认出马车车厢，那就会形成判断说：琉璃河墓地有一个特点，只有马匹和车轴来随葬，不随葬车厢，后面甚至可以做文章，为什么燕国的随葬制度是这样的，那将会是多大的一个错误啊！很可能你搭建了一个高楼，但地基就是错的。”

　　日常的田野工作是艰苦的，每天八小时工作，发掘、清理、拍照、记录，大多时候意味着平淡无奇地埋头苦干。住的是北方农村的土坯房，很多地方那时还没有电，晚上看书要点小油灯，没有电话，和家里联系都是写信。最惊喜的莫过于考古发现了。同样是在琉璃河，王巍参加发掘了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M 1193号大墓。

　　M 1193号大墓开始发掘是1986年9月，发掘到底部时，已是11月下旬。考古挖掘一般在春秋两季进行，夏季雨水多，冬季北方土层封冻，不易作业。而此时，北京的冬天已经来临，天空开始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王巍和同事们加快了速度，冒雪清理。

　　“这座大墓刚开始发掘时就发现被盗了，一般被盗墓肯定会盗得很惨，盗墓主要盗青铜容器和玉器，我当时就感觉起码发现青铜容器已经不大可能了。”青铜容器是最重要的，因为可能有铭文记载当时历史。当时的情景王巍记得很清楚，墓葬的主要物品都在墓主头前放着，果不其然头边什么都没有了，身子两侧的兵器、马具也没有了。“按照考古操作规程，即使被盗得一塌糊涂，还是得仔细清理，该记录的记录，要分辨出哪些是被盗扰的部分，哪些不是”，就在发掘到墓主人脚下的时候，突然发现泥水中有两件完整的青铜器——— 铜罍和铜岙，送考古所技术室除锈一看，内壁上发现了上百字的铭文，记载的是周王册封燕侯的史实。西周初年大分封在《史记·周本纪》中虽有记载，但以前没有在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中发现过这类记载，这两件国宝级的青铜器将燕国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

　　“但这样的发掘是很少见的，可能也是老天对我们执着的回报吧！”王巍沉痛地感慨，“在中国，古代墓葬可以说是十墓九空，尤其是这二十年来收藏热兴起之后。我2003年和2004年带队在殷墟发掘两千多座墓，没被盗的绝对不到十分之一啊！在墓葬当中，当时放什么东西，都放在哪儿，哪些和哪些放在一起，是有讲究的，有一整套的仪式，一旦墓葬被盗，文物被取出来就只能成为古董，当时的大量信息都没有了。所以，盗墓贼是考古工作者的天敌啊！”

　　1990年

　　国际考古的参与和思考

　　1987年，王巍公派日本留学，其间参加了奈良藤之木古坟、平城京长屋王邸宅等处的发掘。

　　日本考古工作之细致给他触动很大，“每一个陶片的编号，位置详细坐标都要标注，我们一般只有小件成型的石器，完整器物才会这样做。”此外，当时中国科技手段的应用和日本差距也很大，“我们还在半手工状态，测量用的是皮尺、罗盘之类的，他们那时候已是全站仪、红外线等机器测绘了。”

　　日本民众与考古界的互动也让初到日本的王巍感触颇深：著名考古学家也写通俗考古学读物，“不像我们，一般会认为业务水平不够、写不了论文的人才去写通俗读物”；书店里的考古书籍面向一般读者，深入浅出地讲解；另外，一些考古大家经常在媒体中露面，宣讲考古学的成果，跟中国当时考古学远离大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巍记得，1979年他在农村考古实习，到供销社买劳保用品开发票，售货员“考古”两个字不会写，写成了“烤骨”。

　　王巍觉得，日本民众当时对考古的关注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相似，不过他们更多地是从知识需求的角度，“我们现在的关注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文物收藏热，这也是我遗憾的地方。”

　　在日本，考古工作者能享受到更稳定、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巍也曾有机会留日任教，但他始终觉得，中国是一个考古人心目中真正的沃土。中国5000年的文明，有很深的积淀。王巍说，常常是这样，在日本发掘一个遗址三年五年，获取的陶片可能有几千片，但是在中国，你发掘一年就是它的十几倍。在日本发掘出来一件被定为一级的文物，在中国可能也就是三级几级。而“发达国家考古方面的自然科学技术一旦在中国应用，那就像在沃土上撒出的种子一样，会长得非常茂盛。比如说DN A技术，日本DN A研究方法应用很困难，因为土质的原因、地理环境的原因，人骨很少能保存下来，但是在中国北方有大片的黄土地带，我们几百年、几千年前墓葬中的人骨都保存完好，这样研究人群的相互关系和迁徙，甚至研究健康状况，都有了可能”。

　　王巍不止一次地说，中国考古学家是幸运的，因为研究的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与中国齐名的世界其他的文明古国，因为人群迁徙、信仰的变化或者文明的衰落，现在生活在当地的人和当时古代文明的创造者并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两河流域战争刚刚结束，千疮百孔，埃及的文明主要是外国的考古队在做发掘。”惟独中国是土生土长、延续至今的，这对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有着重要作用。

　　王巍说自己在日本做发掘工作时发现和国内发掘感觉特别不同，“因为那些发掘发现和自己毫无关系”，但是在中国，“你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跟祖先在对话”，比如挖掘一个房址或墓葬，可以想象当时生活的场景，以至于他们的一些习俗、他们的审美、他们的喜好，甚至面对死亡的方式。

　　这次“考古中华”展览中展出的青海喇家遗址是王巍这两年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子项目。喇家是一个4000年前被地震、泥石流毁灭的村庄，发掘出来一个房子中有14具尸骨，其中有一个成年男人的上身之下有两个儿童，有一个青年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汶川地震之后，王巍从电视里看到一个教师趴在讲台上护着下面的孩子一幕时，突然想到了喇家遗址中的那几具人骨。古今相通，王巍深受感动。

　　“简单来说考古是干嘛？是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但古人生前怎么衣食住行，很多文献没有记载的，特别是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情况，就要通过我们考古发现的实物来了解。”王巍说，对考古人来说一生是不是能有一两次重大发现都是不一定的，比如说确定哪一个发掘区，“可能发掘区稍微偏了一点就没什么重要发现了，所以支撑我们的是，只要我们付出，就会有收获。”精美的文物是收获，表现古代人们生活，能够对历史增加一些新的资料也是他们珍视的收获。“比如说一万年前的洞穴遗址中的一两粒稻子，跟商代的青铜器，它俩的意义是不可比的。”

　　今年秋冬，考古所的部分成员即将启程前往西亚参加发掘工作，这是考古所扩大国际合作交流的举措之一。之前，他们和德国一起合作研究西北地区的环境和文化，德国学者帮助考古所建立了树木年轮实验室，使他们建立了从公元前700多年至今的甘青地区柏树的年轮系列，为研究地区的年代和环境变化提供了一手资料。王巍说，这是双赢的，我们也是受益者。

　　采访间隙，王巍与考古所新来的九位考古技师见了面，他们即将从事田野考古技术的工作。考古所现有的二十五支考古队遍布国内各省（市区），河南最多，有六支。“一个遗址一个工作队，一个队也就两三个专业学者，带着几个初高中毕业的技工，一项考古发掘往往都要几十年，都是几代人。”“台湾中研院九十个正式的编制，有四百多人，很大一部分是聘任制的助理”，王巍的计划是要在将来配置百人左右的技师队伍，一个队里配三四个，“这个队伍将来的意义不是我们所能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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