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ocang.com　　　2010-08-25 13:18　　　来源：

　　宋向光,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 1988年始从事博物馆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管理和博物馆发展史。现任教于北京大学。

　　概要：中国有着悠久的文物及艺术品收藏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收藏家愿意以举办博物馆的方式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收藏。近年来，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对举办博物馆有着极大的热情，以优化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回报社会公众。中国政府对民众和民营企业举办博物馆的热情给予积极的回应，发布了《博物馆管理办法》，对有意举办私立博物馆的人士进行业务辅导，积极稳妥推进私立博物馆的发展，以丰富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让更多的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南通博物苑——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公共博物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公共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晚。19世纪末，倡导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人士将建设博物馆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措施，其代表人物康有为也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太平世”的重要标志。1898年夏天，清朝光绪皇帝采纳维新人士的政治主张，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了举办博物馆。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这一变革运动很快失败，“举办博物馆”作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也由此受到清统治者的排斥。其时，举办博物馆已不仅仅只是文化事务，更反映了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实业家张謇于1905年创办南通博物苑，博物苑的开办和维持经费来自于其经营的大生纱厂、星海垦牧公司等实业的赢利。张謇创办博物苑是用于辅助他开办的采用西式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师范学校教育，同时在广大民众中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保护民族的文化遗物。南通博物苑也成为张謇在南通建设近代城市文明的重要设施。张謇对博物苑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规划，积极筹资，遴选管理人员，制定管理制度。南通博物苑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博物馆的代表。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知名学者和收藏家也开办博物馆，将个人收藏向社会开放。1905年严修在天津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1911年端方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开办陶斋博物馆。这一时期的私立博物馆是在中国社会危机四伏、新旧文化碰撞、寻求发展方向的背景中出现的，举办者试图通过博物馆这一具有强烈资本主义文化色彩的事物，表达对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追求，尝试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这时的私立博物馆承载了很强烈的社会责任。

　　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所有制形式，社会管理施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社会公共品由政府统一生产和提供。国家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博物馆事务，博物馆的主要工作被规定为收藏、保护和研究文物。国家将文物保护事务作为主要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务，政策上限制文物的流通，民间文物收藏活动急剧萎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众收藏文物的热情。

　　与民分享的家庭藏馆——80年代的民间博物馆

　　1978年，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为民间收藏和私立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物市场的逐渐开放促进了民间收藏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营企业参与进来。随着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达到一定程度，许多收藏者希望将收藏推向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收藏，在交流中提高收藏品级，拓展收藏空间，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民间收藏公开展示的热情越来越高，各种类型的藏品展示和交流活动频繁举办，这些活动或由收藏家个人举办，或由民间收藏团体举办，或与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合作举办，这些展览在扩大收藏家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为私人收藏转化为私立博物馆奠定了专业基础。

　　新闻媒体对蓬勃发展的民间收藏给予了热情关注，从政策、体制、社会、民情等多角度探讨民间收藏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认为民间收藏的发展反映了社会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反映了政府管理机构在文物管理领域中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这些评论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

　　经济体制改革和鼓励私人经济成分的发展为民间收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各种经济形式纷纷出现，新兴的社会阶层力量不断壮大，自主性较强，并积聚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为举办私立博物馆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文物管理政策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1982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认了文物所有权的多种形式，明确规定了民间文物的合法来源，为民间文物收藏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80年代中期，文物商业的主要市场转向国内，在为来中国旅游的外宾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内公众日益增长的文物收藏需求。此时，文物管理部门对民间收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认为民间收藏只是对国家收藏的补充，是流散民间的文物的暂存处所，转变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民间收藏就是合法的，民间收藏是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是弥补国家因财力不足而无法对所有文物和文化财富进行妥善保护的缺憾的重要力量。文物管理部门开始摸索新情况下的民间文物管理思路，在更全面、更妥善保护祖国文物的前提下，促进民间收藏队伍的发展，提高民间收藏的水平。

　　政府管理部门确定了促进办馆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力量办博物馆的工作思路。博物馆社会化成为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中国博物馆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的建设，一些地区的博物馆管理部门开始尝试与民间人士和社会力量联合办馆。中国当代著名画家黄胄先生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开办了炎黄艺术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私立博物馆经历了从与公众分享个人收藏的快乐，到为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寻求合法的存在机制，再到寻求参与文化产业的契机的发展历程，私立博物馆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探索、艰辛，甚至失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民间收藏进入大众化时期，喜爱文物的人开始建立专题收藏，许多人也重新延续个人的收藏爱好。80年代中期，中国文物商业转向国内市场，北京琉璃厂文物商店门前“内宾谢绝入内”的牌子被取下，新兴旅游景点文物商店和工艺品商店销售火爆，让人们看到了文物收藏潜在的经济效益。收藏成为人们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手段，成为展现收藏家个性的方式，也使人注意到文物、艺术品收藏的经济价值。在上海、北京等民间收藏历史悠久的地区，出现了一些有着特定收藏主题、达到一定规模的个人收藏。由于当时人们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富足，收藏的物品通常是一些大众化、易于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物品，如邮票、火花、报刊、钱币、票据、民间工艺品等。

　　为了与同好者进行交流，扩大社会影响，发挥收藏品的社会教育和愉悦作用，一些收藏家有意将自己的藏品向公众开放，接待人们参观。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收藏家只能在私人住宅中接待参观，其主要活动限于展示和交流，开放时间也不固定，社会上多称之为民间藏馆，或者更形象地称之为家庭收藏馆。

　　1981年3月22日，上海陈氏算具陈列馆悄然开馆，揭开了民间藏馆的序幕，其后，上海地区的民间藏馆陆续出现，到80年代后期，较正规的民间藏馆已有16所。参观这些民间藏馆一般要事先预约，参观免费，收藏家对来宾热情接待，亲自讲解，有的收藏家还准备茶点招待。上海地区家庭收藏馆具有“小、专、特、奇，拾遗补缺”的特点，小是展示空间小，因多设在家中;专是藏品的主题突出，主要是一个门类的物品，如算盘、钥匙、钟表、邮票等;奇是指藏品中多有一些新奇罕见之物，如陈氏算具陈列馆收藏的长达四米的大算盘;拾遗补缺则形象地说明了家庭收藏馆的藏品与国有博物馆以文物为主的区别，当然，这一说法似乎也隐隐露出民间收藏难登大雅之堂的意味。

　　政府管理部门鼓励民间藏馆的存在和发展，认为这些民间藏馆反映了公众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展现了收藏者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良好意愿，有助于活跃地方文化生活，弥补文化设施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发挥对日渐发展的民间收藏活动积极引导的作用。对民间藏馆面临的场地局促、学术水平不高、藏品保护条件差等问题，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增加收藏者居住面积，地方文化机构为民间收藏者提供展示场地等。有关管理部门也注意到民间藏馆藏品存在交换无序的现象，担心这一问题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冲击。特别是80年代中期突然爆发的盗窃馆藏文物和盗掘地下文物的严重问题，也让一些人担心快速升温的民间收藏活动刺激文物非法获取和非法交易的行为。

　　改革进程中的私立博物馆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博物馆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也在探索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的方法，博物馆举办主体的多元化成为博物馆领域加大改革力度的主要内容。

　　1990年，原内蒙古博物馆馆长文浩与夫人荷云利用个人多年积蓄，在呼和浩特西叫晓东营村创建了敕勒川民俗博物馆，展出场地300多平方米，展出700 余件当地少数民族的用品。 1991年，上海文管会批准了“四海壶具博物馆”，允许其以博物馆名义对外开放，该馆于1992年12月正式开放。1995年10月，广东中山蝴蝶博物馆开馆，该馆于1996年2月得到广东省文化厅的批准。

　　北京市文物局于1993年11月 13日制定了《北京市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于同年12月23日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出台这一“办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民办博物馆的资格问题，使那些由社会团体、个人开办的博物馆得以获得法人资格，以便开展业务。当时，北京地区有十余位民间收藏人士向北京文物局提出办馆申请，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博物馆专家对申请者的办馆条件进行考察，综合考评。1996年10月31日，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对社会宣布批准四家民办博物馆的筹建资格。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办馆意愿的民间收藏人士纷纷咨询，社会媒体广泛报道，其他省市文物管理部门登门取经，由此掀起了私立博物馆建设的第一个高潮。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10月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发布前，北京、广东、上海、重庆、四川、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陆续建立了数十所私立博物馆。如北京地区的古陶文明博物馆、中国紫檀博物馆、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金台艺术馆等，广东地区的深圳玺宝楼青瓷博物馆，重庆的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等。

　　这一时期的私立博物馆的收藏多为原发性积累，即举办者有多年的收藏经历，基于个人的兴趣，少量、低值、渐进的收藏，逐渐积累起具有一定主题和特色的藏品。藏品多为一些个性化的特色收藏、趣味收藏和文物收藏;这些私立博物馆的举办目的多出于个人兴趣和个性化要求，有些举办者希望让更多的公众欣赏自己的收藏，增强观众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些则希望通过收取门票以弥补收藏费用的不足，或通过取得博物馆资格以使自己的收藏合法化，或依托博物馆身份以获取特定的藏品;这些私立博物馆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或依托中小企业，或依靠举办者个人的积蓄，或采取“以藏养藏”的方法，通过藏品流转的差价来维持博物馆的运营;博物馆多设在自用房屋中，或租用房屋办馆。

　　在经历了建馆后短暂的兴奋之后，私立博物馆举办者发现自己面临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必须为博物馆的生存努力奋争，藏品的获取仍只能依赖传统渠道，观众的数量似乎还没有媒体记者多，维持博物馆的开放还需要额外的投入。 一些私立博物馆因经费短缺，或资金链断裂，影响到博物馆基本业务，甚至不得不闭馆。云南昆明翰荣轩文化艺术博物馆创办于1999年4月，2002年因经费紧缺，几欲停办，后云南省民族博物馆在省财政的支持下出资购买了该馆收藏的838件套民族文物。黑河“中植俄罗斯艺术博物馆” 于2001年8月开馆，一年内免费接待近10万观众，但养护藏品等庞大开销耗尽了举办人刘明秀的热情和财力，博物馆于2002年停办。此外，一些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也影响到私立博物馆的经营状况，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造成一些私立博物馆客流急剧减少，使博物馆陷入困难境地。

　　民营企业举办的私立博物馆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私立博物馆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私立博物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不再将私立博物馆作为某种社会象征，消除了此前附加在私立博物馆上的如引领民间收藏健康发展、改革现行的文物保护体制、革新博物馆管理体制等不切实际的社会任务。当私立博物馆回归其公益事业和博物馆专业领域以后，社会舆论更为客观地看待私立博物馆的存在，关注影响私立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直接条件，切实讨论制约和影响私立博物馆的困难和问题，这让私立博物馆的管理者和举办者的头脑冷静下来，开始客观地考虑建馆、维持、正常运作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政府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一系列政策为私立博物馆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加快了文物和博物馆管理所需的基本和配套法规制度的建设，2001年，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2002年10月，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重新公布实施。修改的文物法有关民间收藏的用语从“流散文物”改变为“民间收藏文物”，体现出了管理机构对民间收藏的态度从歧视变为肯定，承认了民间文物收藏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间文物收藏者应承担妥善保护其合法拥有文物的要求，承担为社会利益而利用文物的要求，这是对以民间文物收藏为基础的私立博物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承认。 2006年1月1日，中国文化部发布的《博物馆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该办法宣示“国家扶持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该办法明确规定了博物馆设立的必要条件和申办程序、管理办法和退出机制，为私立博物馆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另外，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吸引了一批有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成为新时期私立博物馆发展的主力。2002年1月，民营企业家陈慧群投资190万元建设的深圳华夏英杰墨宝园开馆。同年3月26日，天津粤唯鲜集团总裁张连志投资建设的粤唯鲜博物馆对外开放，该博物馆群体包括华蕴、隽祯、古雅博物馆。2004年8月1日，南京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开办的长风堂博物馆对社会开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杨休以6930万元购买的陆俨少画作。2005年，浙江绍兴民间收藏家孙海芳以 6800万元在市区黄金地段买下一块12.68亩土地的使用权，准备投资1.3亿元建造越国文化博物馆。2006年，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投资建设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对外开放。

　　财力丰实的民营企业家的加盟使这一时期私立博物馆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些私立博物馆举办者在馆舍的设计、博物馆规模和藏品质量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在设计时就延聘了国内外知名的建筑师，为场馆建设投入了5亿资金，每年用于藏品征集的费用达2000万元。南京艺兰斋的馆舍由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黑川纪章设计，建设总投资达到2.5亿元，该馆舍建成后受到建筑界的瞩目。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的加盟，使得私立博物馆整体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从整体来说，私立博物馆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前景更为明朗;

　　举办私立博物馆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将博物馆作为构建企业文化、营造企业形象的重要措施，有些举办者还将博物馆作为拓展企业产品销售的平台。南京天地集团董事长杨休在公司办公场所展示收藏的书画作品。宁波红蜻蜓集团将设计部门设在该企业开办的鞋文化博物馆中;

　　注重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举办者将私立博物馆作为文化产业，关注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关注博物馆的存在对其营利性业务的良性影响。上海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说：“我们需要一块文化的娘土，否则我们的百年战略就是无本之木!”北京睦明唐博物馆馆长姜宇指出：“办博物馆不能仅强调奉献，还要看成是一种长线投资。我们和公立博物馆角色不同，我们可以形成互补，强调的是服务，您可以和我们一起研习。”该馆通过提供服务吸引了一批古瓷爱好者和收藏者，也带动了其茶饮经营的发展。

　　私立博物馆的社会公益性更为鲜明和突出，博物馆的目标更注重于回馈社会，为民族保存更多的文化遗产，让公众更便捷的接触这些文化遗产。南京长风堂博物馆举办者杨休在回答记者关于博物馆前景的问题时说：“不用绕弯子，不就是我死了以后吗?当然是捐给国家!其实现在这样做，无非也是想替国家做点事。”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举办者薛岩明确表示：“建博物馆的目的，其实质便是想捐给社会。让这些文物都可以面向公众。”

　　注重内部管理结构和制度化建设，力求改变过去个人治馆、人强馆旺、人弱馆衰的局面。上海1984年出现的“中国第一家民间收藏馆”馆主王安坚于几年前辞世，这一家庭收藏馆不得不闭馆，藏品也面临失散的困境。私立博物馆在呼吁优化外部政治环境的同时，尝试建立新的博物馆管理体制，以确保博物馆长治久安。北京观复古典博物馆于近年改制为“理事会”管理体制，理事会现有理事10名，今后还会根据情况递增，成员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智力、财力和藏品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