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家叶朗:格调很低的东西不能出现在国家舞台上
http://www.socang.com 2010-08-19 10:00 来源:
叶朗,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
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说:“从小我母亲就让我看《战争与和平》,从此《战争与和平》就成为我品位的标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垃圾了。”如果我们现在整天让青少年阅读垃圾,那么他们就再也不能接受经典了。这非常危险,因为现在媒体对青少年影响越来越大,电视、网络天天都是“超女”、“快男”排行榜,他们脑子里就会充满这些东西。媒体工作者应该有一种道德感、责任感,不能为追求收视率,将思想、道德、艺术、审美等置于不顾。——叶郎
在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面前,摆着一摞摞打印出来的A4纸,这是他的博士生在互联网上搜集的关于美学的最新言论。采访过程中,叶朗教授会时不时拿起一份作出评论——“这个观点我很赞同”,“这不很妥当”……尽管不上网,这位72岁的美学家,依然对网络话题和现实保持关注。
这种关注也体现在8月13日刚刚闭幕的世界美学大会上。这届首次在中国召开但规模空前的美学大会,让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美学和美学家,再次吸引了公众的注意。
“这些年美学一直在沉静地发展,绝不是网上说的‘被边缘化’。”作为会议主持人,叶教授说,现在已经有些美学家站出来,对当代文化中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是好现象,“因为美学要回应时代的呼声——当物质的和功利的要求占据统治地位时,我们需要拯救精神。”
我们社会现在很缺艺术批评
中国青年报: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美学大会。
叶朗:这次美学大会是世界美学大会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我们正式注册的会员大概有800人,其中外国会员300多人,国内400多人。如果加上旁听的200多人,就超过1000人了。不限制人数的话,还会更多。作为国际学术会议,这样的规模是空前的。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世界的大会,寂寞的美学”。他没到会场,怎么知道寂寞还是热闹的呢?
中国有那么多人关注美学,这让很多外国学者很惊讶。在西方,美学是哲学下面的分支学科,学术性特别强,读者面很小。但中国不一样,我们历史上还出现过“美学热”。这是中国美学不同于外国美学很重要的地方。
中国青年报:“寂寞”之说,是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比较而言。
叶朗: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其中包括“美学热”。那时“文革”结束整个民族都在反思,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想寻找对一些问题的解答,于是拼命地去读哲学书、美学书。汤一介先生当时办了一个关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函授班,学术性很强,结果全国有一万多人报名。汤先生请我到西安为函授班学生讲课时,很多工厂里的工人请假自费从陕西各地跑来听,因为他们关心文化,这和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浪潮有关,与人性论、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
中国青年报:后来呢?
叶朗:到了90年代,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很多年轻人下海经商,“文化热”消退,“美学热”也就消退了,美学研究进入一个沉静时期。有人认为美学被“边缘化”了,我认为说这话的人不太了解情况。“美学热”是在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现象,并非美学理论本身发展的规律。恰恰是沉静之后,美学工作者开始深入做理论研究,这对美学发展是有利的。
美学是学术性很强的,不一定直接跟社会现实问题挂钩,而是在基础理论层面,发挥长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人看不到。过去经常有人批评说,“脱离实际,都在概念里打圈子。”可哲学和美学研究是理论思维,不能脱离概念体系。
中国青年报:我们感觉,美学这些年确实在淡出公众视野,大家也不知道美学领域有什么研究成果了。
叶朗:当下社会倾向是功利的、物质的、技术的东西占绝对统治地位,精神层面被忽视了。美学近些年确实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我觉得,美学工作者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要静下心来做,不要追求表面热闹。其实现在美学学术这块,真能坐下来做学问的人不是很多。基本理论的研究确实很难,也没有轰动效应。
另一方面,美学和社会现实也有密切关系,比如我们当前的艺术教育、艺术思潮、艺术批评等内容。有些美学家也会出来对这些问题直接发言,我觉得这很好。我们社会现在很缺艺术批评,确实要有意识地推动一下。
我们迫切需要大批评家来引导时代艺术的潮流
中国青年报:美学如何推动艺术批评?
叶朗: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他们写的艺术批评,引导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艺术思潮,影响极大。我们如今正缺少严肃、健康的艺术批评。有的人喜欢自我吹捧和互相吹捧。现在一方面是没有艺术批评,另一方面是没有艺术批评的环境和风气。你要批评,马上就有人骂你,甚至找打手打你。我们需要扶持、发展严肃健康的艺术批评,营造艺术批评的良好环境。你可以反批评,但不能谩骂。
有人说“艺术没有高低之分”。怎么会没有高低之分呢?那些粗俗的东西能和《红楼梦》、托尔斯泰、贝多芬比?现在很多人就散布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对的,把价值完全削平了。艺术批评可以引导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我们迫切需要出现一些大批评家,来引导时代艺术的潮流。但这需要我们逐步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其中媒体应该起很大作用。媒体不要没有原则地吹捧那些低俗的东西。
中国青年报:媒体报道那些东西,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大众喜欢吧。
叶朗:不能说大众喜欢就是好的、大众的趣味就一定是天然合理的,因为大众的趣味不可避免地会受时尚、潮流和媒体的影响。艺术应对读者和观众起到引导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对青少年。现在有些人说对小孩子不要教育,要让他们自由发展。哪有绝对的自由?他们不是受这个影响就是受那个影响。
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说:“从小我母亲就让我看《战争与和平》,从此《战争与和平》就成为我品位的标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垃圾了。”如果我们现在整天让青少年阅读垃圾,那么他们就再也不能接受经典了。这非常危险,因为现在媒体对青少年影响越来越大,电视、网络天天都是“超女”、“快男”排行榜,他们脑子里就会充满这些东西。媒体工作者应该有一种道德感、责任感,不能为追求收视率,将思想、道德、艺术、审美等置于不顾。
经典事关民族气脉不容解构
中国青年报:现在互联网上对草根的东西特别推崇。
叶朗:网上的言论虽然铺天盖地,但也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广大群众的真正心愿和追求。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曾经去吉林访问二人转的老艺人,那些老艺人就说,“你出来写文章太好了,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你代我们说话了。”不要以为这些人没有在网上发言就没有意见,只是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的话语权被垄断了。还有电影院线,都被国内外的大片垄断了。我们应该专门讲一讲,到底什么才能真正代表大众趣味?现在有些人借着说大众趣味,又回到反文化的立场上去,我认为是不对的。媒体不应该给这些东西提供空间。
中国青年报: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喜欢“快男”、“超女”、“小沈阳”,感觉挺雅俗共赏的。为什么高雅的东西不能雅俗共赏,成为社会主流?
叶朗:我们并不反对通俗艺术,但我想:第一,不要用通俗、流行的艺术排斥高雅艺术和经典艺术。因为只有高雅艺术和经典艺术才能引导青少年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流行艺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第二,我们要防止通俗艺术走向“三俗”。通俗在适应大众审美爱好的同时,也要提升大众的趣味。王朝闻有句名言,“适应是为了征服。”适应你的趣味,是为了提升你。
“小沈阳”们是有他们的观众,但不能把艺术舞台变成他们的天下。有些格调、趣味很低的东西可以在歌厅演出,但不能出现在国家舞台上。国家舞台上演出的东西应该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
中国青年报:通俗艺术怎么提升?
叶朗:一些艺术家可以参与普及艺术的工作。宋词,本来也是流行艺术,但柳永等文人艺术家参与进来,就把它提升了。
大众审美趣味需要提高。过去我们常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话没有错。高雅的东西怎么能慢慢让更广大的人民接受,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昆曲。我们把白先勇的《牡丹亭》引进北大,演了好多场,很受大学生欢迎。他们发现原来中国传统艺术如此的美,有学生还说“美得叫人心碎”。
这里面,白先勇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服装、化妆、舞台、美术、灯光等等,都下了很多工夫。要考虑古典和现代怎么衔接,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因为汤显祖那时的演出,肯定和现在不一样。黑格尔说,古代作品拿到今天来,肯定要改编,“美是显现给人看的”。我们要让当代观众感到熟悉、喜欢古典,就必须融入现代的趣味。
中国青年报:最近有很多名著被改编后搬上荧幕,也说是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解读传统文化。您感觉怎么样?
叶朗:改编名著,有利于经典作品的普及,我是赞成的。但是,改编经典,必须非常谨慎,要在融入现代趣味的同时,保持它原有的品位,不能把它“解构”。为什么?经典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与民族生存的气脉有联系,不能损害它。有人说,《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眼光,新《三国》是今天导演的眼光。何必比较?《三国演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你可以改编,但要尊重它。
我看有的观众说得非常好——世界上每个拥有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抱着绝对敬畏的态度。从没听说过俄罗斯人以戏谑的态度翻拍托尔斯泰的作品,英国人也不会戏说莎士比亚。一个民族只有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才能获得其他民族真正的尊重。
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精神层面,丢掉这个就把中国艺术传统丢掉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中国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人们去追求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而对于那些在城市“蜗居”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他们都还挣扎在柴米油盐之中,“诗意、创造、爱”的人生似乎很难属于他们。
叶朗:事实上,即使是“蜗居”,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生活跟过去比还是改善了。我大学毕业后,在集体宿舍住了15年,之后又在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里住了10年。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确实有联系,但不能说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差,就不能追求高远的精神生活。
其实,我们从历史记载和古代诗歌中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常常在平凡的生活中着意营造诗意的氛围,这种氛围往往沁入人的心灵最深处。我们从老北京蓝天传来的鸽哨声,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如何寻求平淡生活的快意。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对于民族生存和历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青年报:现在国人还能营造这种诗意的氛围吗?
叶朗:教育有时很难抵得过经济的力量,但正因为现在物质、功利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呼声。美学应该回应时代的呼唤。强调精神的价值和心灵的作用,也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
国外有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艺术时,考证很细,特别注重物质层面,而精神的东西反被抽掉了。我们国内一些电影也想以“中国元素”来吸引观众,但他们抓住的都是“物”和“技”层面的元素、符号,把文化精神的内涵抽掉了。其实,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十分重视精神层面,用宗白华先生的话说,中国艺术是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丢掉这个就是把中国艺术传统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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