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日本馆。什么物品可以被观众从什么样的角度观看，显然都是经过了一番权力的过滤和挑选。资料图片

《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吕绍理著，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

　　《博览会的政治学》，(日)吉见俊哉著，苏硕斌、李衣云、林文凯、陈韵如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新台币380元。

　　编者按：上海世博会正在热闹进行之中。近年来，有关世博会(又称万博会、国际博览会)的中文出版物亦层出不穷。导览手册之类的暂且不论，最近便出有《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陈占彪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版)和《造物记———世博会的科学传奇》(赵致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两本可读之作，可惜前者是材料汇编，后者为普及读物，关于博览会的学术研究著作尚告阙如。不过，这个遗憾只在内地出版界成立，在台湾就有两本专书卓尔不群，值得一读：一本是日本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的《博览会的政治学》，另外一本是台湾政治大学吕绍理教授的《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以下在引用时分别简称吉书和吕书)。亲临世博会之余，若有机会捧读这两本书，想必会有更深的认识。

　　博览会时代的降临

　　世界一直在被“发现”，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尤甚。当然，其意义绝不限于地理学上的发现，更多还是“一种视线(gaze)的发现”，“这种视线，强迫赋予被发现的世界一个等同于‘自然’的客观地位，再将之记录、分类、配置”(吉书，页6)。不言而喻，此种视线的主体是欧洲，不仅针对的是欧洲之外，同样施之于欧洲内部，再历经几个世纪的扩张与渗透，凭借着欧洲霸权的不断延伸和“科学”及“现代化”的背书，逐渐成为全世界认识与区隔事物的标准。

　　博览会就诞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为文明化的视觉体制与现代性的象征之一，它受到西欧各国的追捧，法国为始作俑者，于1798年率先在巴黎开办了首次产业博览会，后来引发欧洲各国仿效。但这些博览会的参加者只限于各国内部，规模也小，真正突破这种国别局限而又具有“示来者以规则”意义的，还属1851年5月1日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开幕的近代第一个万国博览会。此次博览会的开幕，也宣告人类历史上博览会时代的真正降临。

　　伦敦第一次万国博览会以水晶宫为展厅，占地19英亩，持续了五个月时间，除了展出一些先进的工艺品，还包括来自殖民地的农作物和矿产品。该展览吸引了规模空前的六百万人来参观，参观者多数是中产阶级和下层市民。虽然此次博览会展示的物品没有经过遴选，空间与布局缺乏精心设计，物品分类和摆放都杂乱无章，而且展品纯粹服务于观看，为非卖品，不标价，但却引起众多猎奇者的估价，激发了观众无穷的消费需求和对帝国疆域的想象，表现了维多利亚盛世大英帝国的统治功业与殖民胜绩，乃至英国工业的鹤立鸡群。

　　巴黎，博览会之都

　　伦敦万博会的成功迅速辐射到近邻法国。作为回应和竞胜，还作为装点与歌颂第三帝国的宏大舞台，拿破仑三世决定在巴黎香榭丽舍举办一次万国博览会。此举开启了巴黎作为博览会之都的开始，之后，巴黎共举行了六次万国博览会，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大大小小博览会，远超其他欧美城市。毋庸置疑，万国博览会在19世纪最重要的舞台非巴黎莫属。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举办的这两次博览会(1855、1867)，其政治意图尤其明显。1855年这次直接以超越伦敦万博会为目标，不但修建的展厅面积大，而且扬长避短，专门设立单独的艺术馆，区别于英国只重视工业、不重视人文艺术传统的做法。为呈现欧洲的扩张和表现欧陆与殖民地的密切联系，这次博览会展示了许多来自各国殖民地的农产品。更具创造性的，则是给展示物品进行了标价，也为以后树立了标杆(吕书，页57—58)。

　　可惜的是，此次万博会的入场观众人数仅520万人次，经济方面也造成巨额的财政亏损，超越伦敦万博会的目标要等到1867年的巴黎万博会才得以实现。即便如此，这次万博会在政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功，不只夸耀了国威，加强了国民认同，英国女王也破天荒接受邀约参加此次展览会，密切了暂时的英法对俄同盟关系，亦促进了巴黎的市政建设，巩固了巴黎在法国乃至欧洲的中心地位。

　　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旨在歌颂第二帝国的盛世荣光。拿破仑三世动员所有文人艺术家都参与盛会，著名作家雨果则亲自为博览会撰写导游手册，高声呼吁和平(讽刺的是，法国在三年后却率先发动了普法战争)。这次万博会同时也是巴黎城市的自我展示，为了将巴黎美好的方面展示给游客，当局推行了修建公园、绿化城市、扩充街道、建设快速流动的交通网络、改善城市卫生、驱赶流民等市政措施，后来的巴黎当局又延续了这些措施。其实，展会主会场在宽敞的巴黎战神广场，本无需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只是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好大喜功，万博会亦被视为对巴黎城市的展示，不可轻忽怠慢。不过，巴黎当局这样的举措开创了将博览会展示视为城市自身展示的先例，后来的博览会举办城市纷纷追随，1893年的芝加哥万博会甚至做了连篇累牍的广告宣传自己，以打造与彰显自己在美国中部的核心地位。

　　1867年巴黎万博会在设计方面也别出心裁，负责整体展示设计的勒普雷(Frédéric Le Play)将万博会的展示部门一举分为十个，清楚划分所有展品的展示位置和类别，不容许任何部分脱轨，全世界展品都需纳入相同形式框架；主会场内各国展厅空间大小不一，法国和其他强国占据最大和次之的空间，待遇明显不平等。此举无疑是建构和奠立了万博会的根本特质(吉书，页66)，即展品和展示空间都是在既定秩序中的呈现，体现着一种权力与文化上的宰制关系，弱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只能接受这种帝国主义框架中早已安排好的位置和附属关系。

　　不止于此，这次巴黎万博会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尚多，如除提供主展馆的展品外，法国政府鼓励参展各国建造自己专属的国家馆参展，也创设了万博会参展各国独立建馆的先例。最后，一百余风情各异的各国国家馆出现在主会场四周，非常吸引游客眼球，伴以周围的一些娱乐设施，开启了博览会应该具有的娱乐倾向。不过，真正将娱乐内容纳入万博会，还要等到1876年的费城万博会。饶是如此，这次巴黎万博会也真正在质和量上超越了伦敦万博会，“不只实现了水晶宫未能完全达成的博览会基本风格，还确立了更有效的展示及娱乐系统”(吉书，页67)。到20世纪之后的博览会，愈来愈具有嘉年华会性质，于此，“娱乐取代了知识教化，成为吸引民众，以及构成民众争相观看博览会最重要的因素”(吕书，页59)。

　　“人种展示”，最恶名昭著的传统

　　最为遗憾的是，为夸耀国威和展现法国对殖民地进行文明教化之正当性，1867年巴黎万博会首次将殖民地人民引入展览。某些北非黑人被送入博览会进行静态展示，其他一些人则充当劳工和侍者，中国的巨人和侏儒也被纳入展示，这些都引起观众很大的注意。然而这样的展示不过是初试啼声，以后类似的效尤行为变本加厉。到了1878年巴黎万博会，主办方更是给予殖民地以巨大的展示空间，展场遍布欧洲各国附属殖民地的国家馆，其中半数都是法国殖民地的国家馆，殖民地的大国设有单独的国家馆，小国则被收容到共同展示馆里。

　　1889年的巴黎万博会，法国当局将来自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各个部落的原住民引入会场，正式当作展品展示，还无视他们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与语言障碍，强迫他们在观众面前表演连其本人也不熟悉的礼仪与行为，以迎合观众喜好，“如此一来，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看，那些符合殖民地主义视线的‘人种’具有的‘卑劣性’，即透过眼前民族学式的‘实物展示’而被发现”(吉书，页184)。在万博会会场进行露骨的“人种展示”，创造了“博览会历史上最恶名昭著的一个传统”，“是博览会与帝国主义连接的最深刻表现”(吉书，页182)，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偏见的充分体现。通过这种“落后”和“文明”的差异对比及自我审视，让法国民众产生对“异文化”的惊奇和对“他者”的东方主义式兴趣，强化法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优越感。

　　同时，类似举措亦能起到吸引更多观众的作用，足以提升博览会的娱乐色彩，所谓“展示殖民地的人事物正是欧美博览会娱乐消费活动的重要素材”(吕书，页40)，无怪乎以后一些欧洲老牌殖民帝国、新兴帝国美日，在举办博览会时纷纷效尤，认识到“人种展示”不但可以宣传帝国的意识形态，还可让子民分享帝国荣光，美化殖民事业，并凸显本国的现代性和文明进步之优越，反衬殖民地的“未开化”与野蛮，乃至其应该被教化与被殖民的合法性。由是，博览会展示及观看背后的帝国主义视线、文化霸权和权力关系都暴露无遗，《博览会的政治学》一书第五章、《展示台湾》一书第二章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帝国主义、消费社会和大众娱乐

　　1878年，为了向世界宣扬共和政体，法国政府又举办了巴黎第三次万博会，之后在1889、1900年又持续举办了两次。这三次万博会规模都远超前两次，除建成后来表征巴黎形象的地标建筑埃菲尔铁塔外，其间还引发了百货公司的兴起，表明博览会展示和消费的进一步融合。此后，博览会的商业比重愈来愈大，这在1893年举办的芝加哥万博会上更有鲜明体现。借助多次博览会的举办，以及持续多年的市政改造工程，巴黎成为博览会都市，其做法并影响到举办博览会的其他欧美城市乃至后来者日本。故而，最能代表19世纪所谓“博览会时代”城市的城市，当仁不让地属于花都巴黎，直到20世纪初，博览会的中心才由法国转移到实力更为雄厚的美国。

　　由是，自从伊始之际，万国博览会就是一个由国家和资本共同演出，人民被动吸引和接受的制度性存在，前来参与的各色人等，在国家、企业、传媒、建筑师、旅行社、艺术家等的共同设计下，建构和表现出一场复杂交错的现代性多幕剧。剧情内容既是工业的展示，也是“帝国”的展示；既是资讯的展示，也是商品的展示；既是“炫奇”与“赛新”，也是“交谊”和娱乐。尤其是20世纪之后的万博会，从展品到赞助，再到消费和宣传，无孔不入的商业力量在万博会愈显重要。一言以蔽之，“从19世纪到20世纪迎向全盛时期的博览会，其实就是融合了帝国主义、消费社会、大众娱乐三个要素。博览会既是帝国主义宣传的机制，同时也是不停诱惑消费者进入商品世界的广告机制”(吉书，页21)。

　　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

　　转言之，较之整个杂乱无章的外部世界而言，博览会的空间布局无疑是规整的，展品的陈列无疑是井然有序，让观众观看展品的角度也是大有考究，这些可以被观众观看的物品与角度，显然都是经过了一番权力的过滤和挑选。兹事体大，不是任何物品都可以被展示的，也不是可以从任意角度进行展示的，“‘选择性展示’正是博览会展示权力操作的具体表征”(吕书，页394)。像台湾能够参加帝国日本博览会的展品，除了有可以衬托日本民族优越的原住民，就是那些诸如茶、樟脑、糖等农产品和原料，因为这些物品又可以衬托日本先进的工业化(吕书，页397)。通过这些展示技术与展示政治的操作，对比被制造和显示。但对比在同一国家的展示中并不会被赤裸裸地呈现，为了体现统一、秩序和形式上的平等，对比又会被有意无意地掩盖，同时还需要在展示中抹杀或美化国家内部的阶级差异和财富差别，乃至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强调同质性与协和。

　　职是之故，我们似可推出，博览会展示的其实只是一种去脉络化的理想真实，此“真实”仅是现实的化约与改编，不能作为完全的日常生活真相。所以，这样的“真实”既可以让观众一叶障目，也可以使观众见微知著，端赖观众个人的文化资本积累及视线之穿透力。总之，博览会“创造了既真实又虚幻的世界，并且也混淆了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使得世界‘宛如博览会’。在这个真实又虚构的世界里，它曾经意欲展示理性、进步、和平、文明开化的价值，鼓吹工业文明与物质文化带给人类生活的福祉，但它也示现了帝国/殖民地差异与不平等的霸权思想”(吕书，页406—407)。

　　可以说，博览会本身是观看、秩序、想象、商业、现代性和“文明教化”的集中表现，具有建构性、遮蔽性、示范作用和导向性、可复制性。赖此场域和观看过程，辅之以娱乐手段与消费诱惑、媒体煽动，从而感染观众，达到推销商品、夸耀权力、包装政治、文明示范和意识形态教化的理想效果。当然，展示的政治学并不只体现在博览会上，还体现在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乃至各种展示会、运动会、购物中心与百货公司那里，再进一步经由无数广告充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吉书，页264)。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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