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对于洛杉矶当代美术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Los Angeles)绝对是不平凡的一年。上任馆长杰里米•斯特里克(Jeremy Strick)辞职后,董事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几经周折,最终竟然选择了一名毫无美术馆管理经验的商人:杰弗里•戴奇(Jeffrey Deitch)。
美国艺术界对洛杉矶当代美术馆的决定一片哗然。洛杉矶当代美术馆的整个馆长评选活动是非常慎重的,招聘委员会为面试设置了多重关卡;而竞争者更是各个强劲,例如苏富比当代艺术部门全球主管托比亚斯•迈耶(Tobias Meyer)和主办过巴塞尔艺博会、如今是瑞士里恩Beyeler 基金主管的塞缪尔•凯勒(Samuel Keller)。洛杉矶当代美术馆最终选择这位艺术商人作为新馆长,或许更多是出于自身的财政状况。2008年底的金融风暴使洛杉矶当代美术馆的捐赠基金从2000年的3820万美元骤缩到600万美元。
在艺术界,艺术品商人转型做博物馆馆长的例子屈指可数。在1950年代,经营Ferus画廊的瓦尔特•霍普斯(Walter Hopps)在告别商人角色后,曾经先后担任帕萨迪娜美术馆、华盛顿现代美术馆和休斯顿梅尼勒收藏馆的馆长。而艺术界对这一决定的担忧也显而易见:因为杰弗里自己拥有一家画廊,他有机会也有能力利用博物馆机构来为自己画廊与代理艺术家谋利。杰弗里和博物馆也清楚这一点。在今年年初,杰弗里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将退出自己画廊的经营和其他一切相关商业活动。
艺术经历
现年57岁的杰弗里是当地著名的艺术经纪商,名声享誉全国。他的画廊Deitch Projects在杂志Flash Art 的2008年全球画廊评选榜中名列15,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画廊的三个空间从1996年至今推出了250多个展览,内容涵盖广泛;而杰弗里本身还是一些大财团和私人藏家的艺术顾问,而且帮助建立了大量重要的国际当代艺术收藏活动,更一度担任过苏富比20世纪艺术画廊项目(Sotheby’s 20th century art gallery project)的负责人。
这位美国艺术商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长大,自小便十分热爱艺术。长大后,他在卫斯理工会教徒大学的学生会活动中偶然遇见了安迪•沃霍尔。“天晓得我有多么渴望见到他。”杰弗里在接受杂志ART news 采访时说道。而这刺激了他进入艺术界工作。他在19岁加入画廊工作,同时又和时尚界及文化界的人打交道。他在1975年策划了生平第一个展览:生活。该展涵盖时尚和艺术,当地许多艺术家对其颇为称赞,当时韦伯画廊的画廊主约翰•韦伯(John Weber)更邀请他出任自己画廊的总监。“我拒绝了,因为当时我还不确定自己想不想做画廊。” 杰弗里回忆说。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杰弗里遵循家族的意愿,进入哈佛商学院主修经济和市场管理。当然他从未放弃艺术。大学期间,他为当时洛杉矶郡立艺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的研讨会写了一篇文章,文中称赞沃霍尔为“商业艺术家”。这篇文章后来被推荐刊登在美国著名杂志Art in America上。这次契机终于促使了沃霍尔和杰弗里的认识,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经常结伴观看拍卖预展。而这也间接促成了杰弗里后来往艺术市场方向发展。踌躇满志的他向美国花旗银行提议成立艺术部门,为对冲基金大腕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和媒体界大亨大卫•吉芬(David Geffen)进行收藏顾问工作,还为希腊收藏家乔诺(Dakis Joannou)和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 等提供艺术咨询服务;这些工作都让他获得高额报酬。而在艺术圈,他和杰夫•昆斯(Jeff Koons)、吸毒早逝的艺术家戴舒•史诺尔(Dash Snow)和新锐艺术家丹•科伦(Dan Colen)的关系更是艺术界的热门话题。从为了杰夫的“普天乐”系列项目濒临破产到两人关系破裂,从为那件臭名昭著的“仓鼠鸟巢”装置而几近毁掉画廊空间到艺术家猝死……杰弗里在艺术圈从不缺乏话题。从一个策展人的角度看,他也无疑是出色的。他策划的“后人类”展览让现今占据美国艺术界一线位置的艺术家,比如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和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声名鹊起。杰弗里不仅是位出色的艺术商,也是名出色的策展人。
新人新计
这位在今年6月刚上任的新馆长本身对美术馆有什么看法呢?他对自己在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又有何计划呢?我们不妨看看他替Art Forum写的这篇文章:
最初开设Deitch Projects(杰弗里的画廊)的时候,我并不想把它当作是一家普通的画廊来经营。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从未在纽约作展的艺术家邀请过来,让当地的艺术圈更为多元化。我一直希望美术馆可以成为艺术普及的平台。
这个想法源于我的一个朋友。安妮•芙宾(Annie Philbin)是当地一个绘画中心的总监,她的工作室就在我的画廊旁边。有一次她替街头艺术家巴利•麦基(Barry McGee)举行了一个展览。开馆当天,成群的青年参观者把整个街道都塞满了。要知道,以往的展览一般也才有数十人到场。我被观众的热情感染,迫不及待地跑去圣路易斯找到巴利,让他在我的画廊也举行一场展览——当看着那些以前从不来的街头青年涌入我的画廊,我激动得双手颤抖。我1996年开始经营画廊Deitch Projects,那时候艺术已经不再仅仅盛行于东岸或西欧,各色艺术家开始从边缘走向大众的视线:像那些踩着滑板的青年,他们不会刻意去研究某种画派,但鲜活的街头艺术明显刺激了他们的视线。当然我并非说艺术必须从视觉上去获得关注,但视觉艺术的确已经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越来越和设计等商业联系起来,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想法和生活。
对于我来说,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必须平衡艺术圈和公众圈这两个圈子。
这其实是对美术馆的重新认知。诚如罗伯塔•史密斯(Roberta Smith)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写的:如今美术馆的视野越来越狭隘了。因为现在太多的美术馆关注学术和概念。他们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想想上世纪80年代,威廉•布朗(William Burroughs)对纽约文化界的影响何其大,音乐家、艺术家、媒体……大家都认识他。威廉把各种各样艺术形式和艺术媒介都带到了这座城市,不管这种艺术是否流行、小众,也不管它是否具有概念性。正因为这种丰富性,不同的人都聚集到这里。就像洛杉矶当代美术馆替村上隆做的那次展览:你绝对不会在其他美术馆看到那么多的观众——我指的多,是多元化。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像沃霍尔一样。我相信艺术中具有进步性、前瞻性的想法可以改变群众的认知。譬如凯斯•海瑞(Keith Haring)的作品。这位艺术家让我们明白:性取向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宽容可以让彼此更加美好;相比之下我们更应厌恶存在于各行各业中的那些腐败分子。凯斯的作品后来变得很流行,你甚至可以在一个茶杯上看到那发光的婴儿图案。这是一种艺术商业化,没错——但我们不能忽略它最初的那份启发: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的视野和思维更加开阔了。
美术馆的多元性还体现在和参观者的互动。我以前每周五会定期去参观纽约当代美术馆。馆内有很多人,但并不影响我参观作品。重点是,那时候没有保安站在门口搜身。现在呢?美术馆的门口总是排起人龙——这种互动在悄然变化。美术馆现在越来越依靠艺术家的展览,通过他们作品的观众参与度去增强这种互动性。几年前,我参加Art forum杂志举办的研讨会,大家不约而同说到一个现象:作为艺术市场部分的画廊和拍卖行渐渐取代了美术馆,成为引导和评价艺术的主体。我希望纽约当代美术馆可以重新承担这份责任。当然,这当中涉及到艺术和商业的平衡关系。在美国,慈善家和赞助商是美术馆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术馆必须迎合赞助商的兴趣;而除非有异常慷慨的赞助商,美术馆还得时刻担忧赞助商的突然退出;美术馆不得不为自己留条后路。针对这点,我想让美术馆经营一些相关的商品买卖会是个好主意。1998年,古根海姆美术馆举行了一场摩托车展,当时大家都对此嗤之以鼻。但从美术馆经营角度来说,这是个明智之举。现在的商家已经明白:群众对那些出现在街头或电视上的广告已经厌倦;而在富有气氛和情调的某个场所适时出现一两个广告反倒是赏心悦目的。美术馆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很好的候选场所。
作为洛杉矶具有影响力的美术馆,我上任后第一年的展览主要关注当地的艺术家和艺术界。在今年秋天举办的“艺术家博物馆”展览(The Artist Museum)将会以时间为线索,全面展现洛杉矶自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艺术;而展出作品主要是馆内的收藏,这样会最大限度地降低展览成本。之后则是艺术家丹尼斯•何博(Dennis Hopper)的个展。为什么会选择这位艺术家呢?因为他作为一名代表性人物,向艺术圈说明了一个问题:艺术家并不需要选择某一个特定媒介作为自己的终生方向,甚至不该将自己限制在某一个艺术范畴中。作为上世纪60年代的先锋派代表,我相信在今天,丹尼斯对洛杉矶艺术界依旧有着不可取代的启发性。而另外一个大型展览“街道上的艺术”( Art in the Streets)则会关注街头艺术——这将是美国第一个大型艺术涂鸦展览;我相信这种充满活力和流行元素的艺术类型一定可以吸引到一批新的观众。
我想,美术馆和音乐室或电影厂一样,纵然有好“产品”,也需要富有创意、有效的管理方式。或许这种想法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陌生了点,但我想这是将美术馆融入大家生活所需的一种“手段”。无论是学者、收藏家还是普通大众,美术馆应该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融入不是通过15美金的门票费去体现,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潜移默化。我坚信,就像好的艺术,一间好的美术馆也应该拥有足够改变人们想法和态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