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寿三星”起源于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是古代工艺品装饰中常用的表现题材之一。古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封建政府曾借助用于实施王道教化，道教也曾对他们大加推崇，以招徕信众，扩大自己的声势。虽然他们后来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威，却也因此获得自由，走入寻常巷陌，千家万户，成为古代民间世俗生活理想的真实写照。福——寓意五福临门，禄——寓意高官厚禄，寿——寓意长命百岁。道教创造了福、禄、寿三星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愿，“三星高照”就成了一句吉利语。三星也是许多民间绘画的题材，常见福星手拿一个“福”字，禄星捧着金元宝，寿星托着寿桃、拄着拐杖。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的含义。

　　“松竹梅岁寒三友”，也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之一，多以象征长青不老的松、象征君子之道的竹和象征冰肌玉骨的梅组成表达清高坚贞气节的松竹梅纹，因这三种植物都以不畏严冬著称，故名岁寒三友，又称三友图。岁寒三友题材源于文人画，文人画在元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产生，采用松竹梅或梅兰竹菊等植物象征君子德行的风气，也影响到瓷器及其它工艺品的装饰。

　　道教思想体系，在文人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道家、道教美学思想向来有超越外在形式之美，追求内在的道之至美的传统。《道德经》认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是中国美学注重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意境论和韵味说的理论基础。在庄子笔下，得道之人表现出精神人格上的自由潇洒和纯任自然的性情之美，这种灵动飞逸、主观缘情的美学观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美学的艺术精神、特质和境界，对文人画有较大影响。而唐末五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内丹心性学说，融合禅宗与内丹，是道教向老庄精神的复归，较之于外丹和符篆更具有内向型精神追求性质和文人气息，以全真道为代表，在元代发展到兴盛。“唯一灵是真”，表现心灵的自由之美和对道的体悟，“重意”正是深习道教的文人画家们的潜在心理结构。

　　在历代帝王中，崇道、崇佛者历朝均有，然而明代嘉靖皇帝的崇道之举以及笃信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历史上信奉佛教和道教最著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使那个时代的瓷器具有了鲜明的道教特色。明世宗朱厚熜笃信道教，他一即位就参加各种道教的活动，在他当皇帝的几十年里，他把皇宫变成了一个修道的场所和提炼丹药的实验室。他给自己起了一个道号叫：“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从传世嘉靖瓷器看一些器型高大的器物，应该属于这批祭祀用瓷的范畴，如大龙缸、大罐、大酒坛、大瓶、大羹碗、大盘等。还有一些仿青铜礼器，如爵杯、豆、鼎、壶、炉等。各类瓷器常制成八方、六方、四方、长方、方斗形等，例如五彩人物委角方盒、五彩寿字方斗杯、八棱形葫芦瓶、八棱形直口瓶、长方式盒、八棱形盒、四方盖罐等，这些可能都是做道场或祭祀时的专门器皿。

　　嘉靖时期不仅瓷器的造型多作成祭器形状，而且纹饰也多具道教色彩。例如：以道教中的八仙、八卦、云鹤、莲花纹、八宝纹、如意纹、市字纹、璎珞及福禄寿三星等为纹饰内容。故宫还收藏有两件青花大盘，盘心绘画符篆。符篆是道教中道士们施法术的牒文，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称之为法篆。道教法师们把它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道教篆文在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仅图文就有数百种之多，但在瓷器上做装饰仅见嘉靖一朝。

　　此品高34cm 规格壮伟，造型敦厚,唇口，短束颈，丰肩，弧收腹，璧形砂底。外壁用青花描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发色艳美，形象生动逼真，它们的躯干盘曲缠绕分别成松“寿”、竹“福”和梅“禄”三字，无疑受到“符箓”篆文的影响，将文字的祝福加以自然神话，可谓匠心独用,为难得一见的明嘉靖官窑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