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登（右一）在家举行一个小型发布会

　　备受关注的咸阳“122件于右任作品去向”一事，终于有了来自官方的初步调查结果。昨日上午，咸阳市政协秘书长田晓东受联合调查组委托向媒体通报调查情况，“122件于右任等人作品已查证落实112件，另有6至9件的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田晓东重点通报了122件作品的去向情况。他说，经联合调查组走访询问相关单位和当事人，依据有关证据证实，卓登捐赠给咸阳市政协的于右任作品的具体流向分为三个方面。

　　田晓东通报了已经查明下落的这些于右任作品的追回情况。“目前，联合调查组已在三原县博物馆封存1992年巡展的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78件，从崔德志、张爱丽处追回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24件，加上卓登领走的书法作品10件，共计112件已查证落实”。而“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借走的6至9件于右任作品的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虽然田晓东提及联合调查组调查了“有关证据”，但发布会上并未出示，已经追回的于右任作品也没有现场展示。同时，他也没有提及追回后的作品真伪鉴定及这些文物下一步的保管问题，仅以“其他事宜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笼统概括。

　　【现场侧记】

　　发布会延迟1小时只开了10分钟

　　原定于昨日上午10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引起包括新华社、央视等20多家媒体关注。上午11时，咸阳市政协秘书长田晓东等人进入会场。发布会仅仅持续了10分钟就匆匆结束。

　　当年捐出122件于右任作品的卓登在前一天晚上也得知了要召开发布会的消息，他于一大早与律师一起来到会场。卓登带了厚厚一摞复印的资料，分发给媒体。

　　但在发布会正式开始前几分钟，卓登接到一个电话，随即匆匆离去。

　　事后，卓登告诉记者，有人在电话中告诉他，“请配合政府的工作，离开现场”，“因为这是对媒体的发布会，不是给其他非媒体人员的情况通报”。

　　卓登委托的律师、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的秦涛“留”在了发布会现场，他说，这是官方首次通报调查情况，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进展，有关事宜还需要与卓登商议后再做决定。他特别提出，如果再召开通报会，希望有关方面能体会捐赠人、追寻者卓登10余年来的伤心、苦心，能通知卓登参加，因为这有利于此事的妥善解决。

　　秦涛表示，6月30日，他曾给咸阳市政协书面送达《关于卓登所捐赠122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保管使用情况的询问函》，向咸阳市政协提出，“请详细列举122件捐赠物的存放位置及保管人”，“请详细介绍相关保管使用的工作流程”，“请于3日内予以书面回复”。

　　秦涛说，截至7月3日，仍未接到回复。

　　发布会通报于右任作品具体流向三个方面

　　1992年2月，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3级政协联合举办于右任作品巡展，由时任三原县委顾问崔德志负责。展出后，因经费问题，崔德志未将于右任作品返还咸阳市政协，“2001年5月，崔德志将其中的78件移交三原县博物馆保存，24件由自己和巡展工作人员、原三原县统战部干部张爱丽保管”。

　　“1988年12月19日，卓登本人从咸阳市政协领走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10件”。

　　“1991年，经时任陕西省政协领导协调，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从咸阳市政协借走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6至9件，用于展览”。

　　【记者调查】

　　记者研读了联合调查组的情况通报文字材料，发现其中一些细节，或语焉不详，或与本报记者连日来的调查情况并不相符——

　　情况通报还有4处疑点

　　疑点1

　　【情况通报】“共计112件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已查证落实”

　　【本报调查】捐出一个月后就“缩水”的4件于右任作品仍不知去向

　　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中称，“三原县博物馆现存崔德志移交的78件，从崔德志、张爱丽处追回24件，卓登曾领走10件”，“上述共计112件已查证落实”，“另有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借走6至9件”。

　　假设“112”件这一数字准确无误，那么，如果借走了“6”件，总数是118件；如果借走了“9”件，总数是121件。“118”或“121”，都无法对应卓登捐出的“122”件。这是怎么回事？

　　同时，本报记者查阅的1986年7月23日“政咸办(1986)15号”文件《关于解决卓登一家转为城市户口的报告》中，有“今年4月，(卓登)将于右任墨迹118件献给国家”的字样。而此前一个多月的6月17日，由咸阳市第一届政协主席刘长凯等人登记、核对、签字的登记表原件的数字为“总计122件”。相差的4件去哪了？情况通报中没有涉及。

　　疑点2

　　【情况通报】“崔德志将78件移交三原县博物馆保存”

　　【本报调查】三原县博物馆分类账显示，崔德志移交的于右任书法为44件

　　从1992年就负责保管工作的三原县博物馆保管部工作人员马琴莉出示的一份《藏品分类账》中，清晰地登记着每一件于右任书法的信息。马琴莉说，从总登记号“2344”到“2375”，总计有44件，“是崔德志交来的”。

　　而崔德志当日告诉本报记者，他移交给三原县博物馆的于右任书法“并不全是咸阳市政协的那些”，“还有从外地收集的一些”。也就是说，崔德志移交的44件作品也不全是卓登所捐。

　　那么，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中“三原县博物馆的78件”这一数字从何而来？

　　疑点3

　　【情况通报】“卓登本人从咸阳市政协领走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10件”

　　【本报调查】卓登说，领走的只有一件书法，其他是“委任状”、旧信封。而这些物品并不在“122件”原始登记的总数目中

　　卓登昨日告诉本报记者，“确实从咸阳市政协领过一些物品，包括一幅字”。他记得是一件条幅，其他物品都是其父当年的“委任状”、“通行证”、旧信封、名片等，不是于右任的书法作品。

　　记者再查原始登记表，“第52号”中，确实有“委任状”等8件物品的登记，而这些物品，没有被计算在于右任书法的总数中——记者将登记表中每一项单列的于右任作品件数相加，正是122件。

　　也就是说，卓登曾领走的那些物品，如果不是于右任书法，就不能被计算在122件的总数中。

　　疑点4

　　【情况通报】首次出现“122件于右任等人作品”

　　【本报调查】122件作品中到底有多少是于右任的

　　记者注意到，情况通报中提及“122件于右任作品”时，均表述为“122件于右任等人作品”。在发布会现场发给媒体的相关材料标题也是《关于卓登捐赠咸阳市政协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调查情况的通报》，“等人”二字，是相关事件披露后，咸阳有关方面首次强调。

　　记者查看了卓登留存的登记表原件及咸阳市政协原始卷宗，发现“122件于右任作品”中，确有署名为“刘海天”、“公石”的作品登记。

　　那么，卓登捐出的于右任作品，到底是多少件？联合调查组也没有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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