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五帝”到底是传说还是曾经的存在，这个关涉中华民族历史起源的命题，历来为人们所追索。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开篇之作便是《五帝本纪》，文中对中华民族起源和祖先的记述与介绍，在学术界却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

牛河梁女神庙全景。

　　我省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刚刚出版了专著《追寻五帝》，对“五帝”话题进行新的探索与考证。作者有几十年的考古实践经验，特别是曾亲身参与了我省西部山区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工作，他从中搜寻证据，并结合以往考古发现、前辈考古学家的学说观点以及史籍材料，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对五帝时代的历史图景进行了复原，勾勒出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行踪履迹与精神谱系，力图证明：中国历史上确有五帝时代，它正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篇。

　　考古学上反映出的黄帝文化

　　24年前的一个炎热夏天，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关于考古发现的新闻：在辽宁西部山区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其规模之宏大，组合之齐全，结构之严谨，出土的女神像和玉雕龙等玉器之精美及含义之深邃，皆为同时期史前文化所罕见。

　　这则报道不仅将地处僻远的牛河梁推向了学术界的焦点，也将中华文明起源命题的探求引向了高潮。

　　当年发现、主持与组织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的郭大顺先生，如此评价说：“那是史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一次难得的再现。”

　　他特别提到了在女神庙中发现的那尊较为完整的女神头像，“如真人般大，写实又神化，双目斜立，张口，似微笑欲语……在眼窝内深嵌玉片为睛，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真是神来之笔……”

　　如今郭大顺先生虽已年过古稀，但他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依然如当年那样满怀激情。 6月8日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老先生刚从牛河梁考古工作站回来，由他领衔编写的关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的第一份权威报告将在明年完成。

　　几十年来对牛河梁遗址的守望与研究，成为了郭大顺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他还在努力找寻中华民族更老的“家”。

　　他介绍说，红山文化是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积石冢或积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以彩陶筒形器群，红白相间，充分显示出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王者身份与地位，无论规模与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牛河梁地区有许多积石群分布，具备了红山文化古国“陵区” 的规格。在考古发现的同时期诸文化中，社会分化已达到出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王者之类人物。红山文化积石冢是较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更为明确的一例，这也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的主要实证。记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超越氏族社会首领的帝王一类人物出现是从5000年前的黄帝开始的，看来确非只是一种传说。

　　郭大顺说，红山文化对仰韶文化先进因素的吸收以及两者的成功结合，是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原动力。红山文化用以通神的玉器以野猪、虎、熊、龟、鱼等动物形玉为主，尤其是以熊龙为动物神崇拜的主神，以及红山文化在玉器、遗址群布局上所表现出的与大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更是红山人“渔猎文化”特性的本质反映。以渔猎文化为本，并实现了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成功结合，从而使燕山南北地区在中华文明史上先走一步，这就是从考古学上反映出的黄帝文化。

　　五帝时代不只是传说

　　郭大顺说，“随着史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特别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展，考古与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记载之间，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可以这样说，近20多年来，中国史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证实了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

　　但“五帝”绝非只是几个显赫的人物，它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部族林立，英雄人物竞相称霸，此消彼长，五帝只是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

　　郭大顺在刚刚出版的简体汉字专著《追寻五帝》的开头，这样写道：“司马迁撰《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有了从”五帝“说起的通例……目前虽然还不能对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都作具体确指，然而那正在一页页揭开的‘无字地书’，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五帝时代的壮丽画卷，十分令人鼓舞。”

　　在这本探寻中华民族起源的书籍中，他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用考古资料对五帝时代的历史图景进行了复原：

　　诸代表人物有多个活动地域，每个地域又有不止一种考古文化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部落集团，“华山一个根”(中原地区，主要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泰山一个根”(东南沿海地区，泛指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一个根”(以辽西为主的燕山南北地区，主要指红山文化)。

　　这几个 “根”考古文化的年代，有的大致同步，有的略有先后。以距今5000年为界，从距今5500年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 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主要为龙山文化早中期)，相当于五帝时代后期。

　　各区域的文化呈现出交汇趋势：在仰韶文化前期，即“前五帝时代”，是以中原向周围的扩散为主。但是到了仰韶文化的后期，也就是五帝时代前期，交流的方向发生了逆转，东方大汶口文化由于社会变革较快等原因，加大了对仰韶文化的影响，使靠近东方的豫西仰韶文化率先改变面貌，作为仰韶文化主要特征的彩陶简化，小口尖底瓶减少，而来自东方的 “鼎豆壶”占据了主要位置并逐渐取而代之。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后红山文化)，也越过燕山，到达华北平原中部，并影响到中原。也就是说，从五帝时代后期起，诸区域考古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以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主导趋势的。

　　用考古实据为古史传说作证

　　《追寻五帝》一书的要旨为：揭幕中国历史纪元的开篇。该书援引的材料来自于考古发现和史家撰著，涉及遗址达十几处，用实据推导出了中华民族始祖出现的时空范围。

　　郭大顺说，《追寻五帝》将考古理论施之于传说的研究，依据了考古界诸多前辈的观察，他尤其提到了自己的老师苏秉琦先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实现了考古方法上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走出了长期困扰历史考古界的两个“怪圈”：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和社会发展史代替全部历史这两种倾向。正是这一新理论，为中华民族探寻历史起源打开了出口。

　　郭大顺说，史前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如何实现彼此接近，涉及到方法论问题。在这方面，1994年苏秉琦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曾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从史前考古的成果看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

　　多年前，《追寻五帝》的繁体版就已经在香港出版，在当地引起广泛反响。此次辽宁人民出版社将其列为历史科普类图书首次出版简体字版，出版方说：“作为‘牛河梁’的所在地，辽宁有义务也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宣传红山文化，追寻历史，探索未知，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与寻根意识。”

　　郭大顺阐述说，五帝时代最为紧要的历史脉搏，是跨进文明时代、走向文化一统与中华传统的出现。分布于中华大地广袤地域的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诸文化之间，在充分发展各自个性的同时，总的趋势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分道扬镳，而是因文化交汇和不断的组合与重组而汇聚一体，向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大跨步迈进，这既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后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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