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煎饼申报成功，那么盐水鸭、驴打滚等特色小吃也理应位列“非遗”名录。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每年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的项目只占申报项目总数的零头，为申报所造成的浪费高达数亿元。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在接受《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专访时表示，“非遗”申报确实存在误区。

　　非遗名录不是小吃大全

　　临沂煎饼“申遗”，让宋兆麟想到了天津小吃。“天津一下子报了三个，耳朵眼炸糕、大麻花和狗不理包子。这样报不行。中国的小吃太多了，我们能报几千个小吃吗？具有全国影响的八大菜系都没有申报，怎么可能批准煎饼呢？”

　　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但目前此类项目的申报整体混乱，已占到了申报总数的1/5，大有把“非遗”名录变成特色小吃大全的势头。

　　宋兆麟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食品类项目能否跻身于国家级“非遗”名录，主要看它的制作技艺是否有全国性影响，能否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比如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等项目，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重要地位，因此被收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一些地区性的小项目则很难入选。宋兆麟在浙江衢州考察时，当地官员希望把衢州烧饼申报全国“非遗”名录，“它和天津的耳朵眼炸糕一样，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显然不够。”

　　饮食类项目申报的幕后推手主要是企业。“广东某茶饮料申报成功后，知名度提高了，利润提高了100倍。”在利益驱使下，企业争相效仿。

　　“重申报轻保护已经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宋兆麟说。比如北京烤鸭的制作工艺有两种——闷炉烤鸭和吊炉烤鸭，现在两种设备都变成了电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子有了，传统烤鸭的器具却没了。”

　　申报浪费高达3个亿

　　宋兆麟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中国开展“非遗”工作已有6年时间。作为签约国，中国正在执行联合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要求与义务，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设立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每年6月的第一个周六设立为遗产日；设立非遗传承人；建立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

　　但“非遗”申报的问题也很突出，最主要问题是很多地方过于重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希望以此提高知名度，而忽略了对县级、市级和省级“非遗”的保护。

　　宋兆麟介绍说，各地方申报项目必须准备文本和宣传短片。有的省份不会做文本，就花钱请人帮忙。15分钟的电视片需花费1万至5万元。加上人工成本等，一个项目申报到全国平均花销不会少于10万元。去年申报了3600多项，“都是没评就做了宣传片的，如果事先考虑清楚的话，可能1000项都不到。”成功申报的只占其中15%。也就是说，浪费金额多达3亿元。

　　有些小项目比如“牛郎织女传说”，很多地方都想上，但只能选择有代表性的收入目录。“有的项目研究不够，稀里糊涂就申报了，有的省一个项目都未中选，浪费巨大。”好多地方存在“多报就能多上”的心理，其实专家评议主要看项目水平，不会权衡各省比例。

　　编故事不正之风日盛

　　国内申报热升温，虚假宣传等不正之风也愈演愈烈。

　　由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年有8000元补助，某些官员和企业家便越俎代庖。比如内蒙有一个“勒勒车”项目，真正的传承人会制造车，结果他没选上，乡长倒成了传承人。“这样的现象不多见，但也削弱了对传承人的保护。”

　　不少地方热衷于编造传说。某地为了保护鱼资源而设立了禁渔区，禁渔期结束后可以捕鱼了，这个节叫“开洋节”，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但为了上名录，也变成了“老东西”。还有的项目本来不存在，为了申报就得编故事。今年3月，宋兆麟到广西参加一个壮族的歌圩，发现歌圩已经没有了，变成了县政府组织的文艺晚会，还从广州请来了杂技表演团队。

　　“现在各地为了旅游就乱来。”宋兆麟说，张冠李戴的民俗俯拾皆是。“春节撞钟是日本的风俗，不是中国的；端午节贴对联也不对，对联和门神都是春节贴的，端午节要贴钟馗和张天师。因为端午节是毒月毒日，过去有五毒图……”“北京什刹海七月十五时打出招牌——放河灯纪念革命英烈，中国传统文化放河灯是送孤魂野鬼，竟安到了烈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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