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篆刻是由古代实用印章的制作和镌刻而发展成为艺术的。狭义的“篆刻”专指印面文字（或图像）的设计和刻制，是以铁笔“写”出篆文为主的造型（包括结构与线条）来表现审美意象的一种艺术形式，具体可概括为字法、章法、刀法三大要素。在实用的历史时期，印章的用途、形制、制度和入印文字的时代性、地域性的差异，以及印材和刻制方法的不同而导致或决定了印章风格的多样性；换句话概括地说，就是印章的实用性要求客观上促使了其蕴藏的篆刻艺术风格的创新。比如纸质媒介物代替简牍之后，实用印章的形制由小变大，官印文字由白变朱（直至宋代印章加大尺寸使面印文屈曲缠绕成九叠篆），给印章的刻制带来新的课题，从而新的印章风格也就在这一转换中诞生了！然而，当实用印章走向篆刻艺术独立之后，那些长期以来在实用中约定俗成的形制、字法、章法、刻制法等逐渐转化为篆刻艺术本质的规定性，后世篆刻家要创新，只有从主观上并带有刻意性质地去鉴古求新，同时结合审美的时代特征而推陈出新。这样，除了在章法、刀法上的微变创新以外，依据新发掘整理的古文字材料由字法的变化而导致篆刻创新更是很好的突破口，因为前人早已强调篆刻艺术是“七分篆三分刻”。

　　传统意义上的古文字是指先秦时期的文字，现在所说的古文字范围一般是指隶书成熟之前的文字。《现代汉语词典》释“古文字”义为：“古代的文字。在我国指古代传下的篆文体系的文字，特指秦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和金文”。这“篆文体系”的广义古文字概念在篆刻领域内应用是非常贴切的。从历史上富有典型特征的汉字载体来看，古文字主要类型特征有：甲骨文、陶文、砖瓦文、古玺文、摹印文、钟鼎文、古币文、权量诏版文、汉金文、楚简帛文、石刻文字、瓷押篆文等等。从篆刻的角度，根据篆文的形式特征来看，古文字主要类别有：甲骨文、金文、鸟虫篆、古玺文字、简帛篆文、缪篆、小篆等。印学中所讲的广义古文字，可特指某载体类型，也可泛指某形式类别。有关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至少从宋代已经开始，当时出现了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钱币、玺印的著录和研究也是在宋代发端。宋代还有不少精研古文字的学者著书立说，如赵明诚所著《金石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另外，吕大临编的《考古图释文》，按韵收字，可以看成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汇。元、明两代是古文字研究的衰落时期，但收集、著录古印的工作较为盛行，且内容比较广泛，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进入清代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古文字研究重新得到发展，尤其是乾、嘉之际，开始收集、发掘与整理古文字材料在种类、数量、质量等方面日益丰富和提高，大大超过了以前。而且，有关古文字的汇集著录专书也相当多，仅《说文》研究一类就有几十种，其中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成为“说文四大家”。另有钱大昕、钮树钰、姚文田、严可均、顾广圻等等或抉其凡例，或稽核异同，均留下不朽之作。直至清末吴大澂作《说文古籀补》，是古文字字汇，所录以金文为主，兼及石刻、玺印、货币和古陶文字，首开以《说文》体例编辑古文字字书的先河，掀开古文字整理研究的新篇章。

　　近百年来，古文字资料的发掘整理更具有科学性，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古文字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即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手段，如1928—1937年间的殷墟考古发掘共15次，出土了大量甲骨文，1948年正式开始科学整理。解放以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有些品类是前所未见的。如楚简、战国中山王器铭文等等。1978年，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并定期出版《古文字研究》刊物，在古文字整理方面的成果大大超越以前，仅字典类工具书就不胜枚举，影响广大，其中分类字书代表作有孙海波《甲骨文编》，罗福颐《汉印文字征》、《古玺文编》，商承祚《石刻篆文编》，顾廷龙《古陶文孴录》，张守中《中山王厝器文字编》，张颔《古币文编》，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徐谷甫《鸟虫篆大鉴》，葛英会、彭浩《楚简帛文字编》，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等几十种，其余玺印、封泥、泉、镜、石、陶、砖、瓦文之属亦各有专录，蔚然巨观。综合类字书也有徐文镜《古籀汇编》，高明《古文字类编》，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无闻《甲金篆隶大字典》，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字典》等，另有篆刻字典一类的工具书等等。总之是琳琅满目，取之不尽。这些古文字工具书的大量编纂，加上现代先进印刷技术出版汇集的古文字实物图录能真实地再现原貌，体现原味，为扩大入印文字的取资范围大开方便之门，为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资料。

　　事实上，应用古文字资料求篆刻创新，古已有之，从实用印章向篆刻艺术的过渡期间，有识之士就如此主张。最早有此记载的是元代吾丘衍的《学古编·三十五举》，其三举曰：“学篆书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二十五举又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明代朱简在《印章要论》中也提出：“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等字，是作诗人不曾见《诗经》、《楚辞》。”又说“《泉志》载历代钱币之文，可考文字之变。”在篆刻创作实践上，元代赵孟頫径自倡导以小篆入印，使朱文印如长风舞袖，婀娜多姿，形成面貌一新的“圆朱文”风格，因其产生时代，迄今仍另被称之为“元朱文”。

　　清代古文字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渐多，篆刻家的眼界更加开阔，清初徽州程邃率先以金文大篆入印，导致了古穆质朴印风出现，成为“徽派”篆刻之领军人物；至清代中期怀宁邓石如一出，将出土古文字资料融会贯通，篆刻风格别开生面，他人评曰“印从书出”。其后，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篆刻大家无不从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中汲取营养来创新或完善他们自己的印风。

　　近百年来新发现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日益丰富，对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无疑起到推进作用。综观今日印坛，这些创新主要表现在下列五大方面。

　　1、甲骨文印风

　　近百年来甲骨文的发掘与整理，不仅是从数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甲骨文字的形体与契刻技巧，及其章法布局乃至甲骨文字拓片的自然构成之美，激发了篆刻家的浓厚兴趣，为篆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陆续有人取甲骨文字入印，著名的有丁辅之、王雪民、杨仲子、易大庵、简经伦、秦士蔚、谈月色等，其中以简氏作品为多且成就为高。当代探索甲骨文印创新者渐多，尤以余杭刘江老先生最为执著，其甲骨印风安祥稳重，厚实沉着，深含韵律与生命；金陵苏金海先生是甲骨文印创作的中坚，其刀法猛利劲健，布局寓巧于拙，印风平中见奇；吴门林尔亦以甲骨文印为专攻，用刀干净灵巧，布局以印面契合文字，气息优雅，曾获“全国六届篆刻展”提名奖。其他零星刻制甲骨文印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西泠印社第四届篆刻作品评展”征稿中还特别要求参评者必刻甲骨文印一方，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印风的发展。甲骨文在结字和章法上较后世文字有更大的灵活性，除了少数简单的字以外，绝大多数的字都有几种乃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其笔画的多少、形体的长短、结构的安置都相当随意。章法上字距与行距都不严格相等，左行右行也无定式，这些可变性特点为甲骨文印布局取势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也拓展了甲骨文篆刻的创新空间。从而为篆刻艺术在古玺文字、金文、缪篆、小篆之后又添加一种字法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2、楚简文印风

　　楚简文字是中国最早的书法墨迹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起，楚简不断出土问世。在已发掘的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为丰富的。50年代开始，整理楚简文字的著录和研究、考释等文章不断问世，罗福颐、史树青、饶宗颐、陈直等文筚路蓝缕；70年代以后，楚简发表更多，代表的有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也在此期间出版，广大书法篆刻爱好者能一睹这地下沉睡二千多年的文字之奇妙风采。楚简古文字，一开始就与西周金文拉开了距离，其结构造型以直线和弧线纵横排叠，环环相扣，极具美术装饰意味，它吸收了中原文字的精华，又自成体系，与后来成为篆书主流的秦系文字有着较大的区别，其诡谲浪漫而又极尽变化的美感引发了篆刻家的极大兴趣，于是部分作者产生了以此文字入印的创作激情。据笔者所知，1980年“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上，马国权先生以集楚简文字的形式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其后，以楚简文字入印风气渐浓。据王庆忠、孙玉华统计，楚简文印在“八届全国展”中约占全部篆刻作品入展的5%，在“首届青年展中”占6%，在“全国五届篆刻展”和“西泠印社第六届篆刻评展”中分别有9位和10位印人刻楚简文印入展，在近几年中国书协或西泠印社主办的篆刻展中，楚简文印也屡见不鲜，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代篆刻家中，李刚田先生是较早尝试楚简文字入印的代表，他将楚简文的洒脱浪漫糅合汉凿印的方劲沉着之中；徐畅先生也经常刻楚简文印，意欲保持楚简文字峻峭妍雅的本色。中青年篆刻家以楚简文印主打且成就突出的有许雄志、高庆春、张炜羽等。许印构图新颖，刀笔情趣爽快；高印以金文融化楚简，浑穆又不乏浪漫气息；张印注重吸收楚简文的奇诡多姿，风格精致而灵动，还常以楚简刻边款。青年印人中也有不少追随楚简印风的。当然，孙慰祖、赵山亭、刘洪洋、周斌等资深篆刻家或试刀楚简文印，或借鉴楚简古文字之意，都有精彩作品面世。

　　以上是在20世纪两宗最大考古发现的全新古文字材料的刺激下而产生的篆刻艺术创作的崭新面目。与此同时，在晚清民国篆刻家探索的前提下，由于近百年来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数量和质量都大胜于前，以及印人认识的不断提高，因此，当代篆刻艺术创新又兴三大印风流行，可谓历史性的定位。

　　3、古玺印风

　　古玺，即秦统一以前的官私玺印。识别古玺虽在清代中叶，但广泛认识古玺并对出土（或传世）的古玺进行整理研究，以及把古玺风格作为篆刻创新的追求，乃是近百年的事。沙孟海先生在一篇序文中说：“赵之谦、黄士陵印谱中，还都错认它（古玺）是‘秦印’。……不久，吴式芬《双虞壶斋印谱》和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出来，崭然列古玺于卷首。后来商务印书馆影印陈书，大量发行，从此天下皆知道这类遗物是古玺。”其后，古玺及古玺文字整理与研究大为进步，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到八十年代，古玺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大量的研究论文和有关专著，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字书编纂代表作有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征》（1930年）和《古玺文编》（1981年），至于古玺创作，则民国初岭南李尹桑开风气之先。马国权先生曾说：“古玺之艺失传近二千年，至牧甫始发其秘，尹桑更光而大之……尝自负其章法篆法均消息于玺文。”当代篆刻古玺印创作渐多。掘南京童迅先生统计，全国第一、二、三、四篆刻展中，古玺印式分别占27%、24%、21%和28%，“全国五届篆刻展”中获一等奖的吴砚君、二等奖的陈靖、三等奖的鲁大东等均以古玺式作品取胜。“六届篆刻展”中古玺印式所占比例也不小，可谓成一时风气。

　　古玺风格向以多样变化而著称于印史，主要缘于战国古文字的地域特点，其章法布局也是后来的秦汉印所无法比拟，明清流派印家对汉印风格挖掘较为深入，而于古玺风格却认识粗浅。当代篆刻古玺印风的创新，得益于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印外功夫”，也与今人讲个性、重表现的审美选择相契合，这类印风既有印章之古意，又合视觉之新变，实为时代呼之而出。

　　4、金文印风

　　金文的狭义是指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宋代学者对金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在古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清代古文字学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但以金文印广泛示人则是近百年来有之，尢以当代篆刻界为盛。一是因为青铜器铭文材料新出土的量大超于以前，如河南、陕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地有多批发掘；二是因为全面整理金文有时代科技的便利条件，如容庚先生分别于1925年、1939年、1959年三次出版修订《金文编》，1985年又出版了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金文编》；又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1994年完成出版，后又有补充性的著录。可谓字书与拓本图版相得益彰，这当然使当代篆刻家大开眼界。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易大庵、冯康侯、童大年、寿石工、简琴斋、杨仲子、乔大壮等涉足金文印，其中简、乔二位成就最为突出。此外，部分古文字学者、考古专家如罗振玉、经亨颐、容庚、商承祚等，亦先后介入过金文印的创作实践。当代印坛老一辈篆刻家如朱复戡、沙孟海、曾绍杰、蒋维崧等绝大多数都曾刻过金文印，尢以朱、蒋二老为多为最。朱氏金文印作商末周初之体，凝炼浑穆，气势雄劲；蒋氏金文印在《蒋维崧印存》中约占80%，章法精妙脱俗，运刀洗炼流畅，于平和中见姿态，影响了邹振亚、徐云叔、刘绍刚、傅舟等一大批印人。当代其他金文印作者还有王北岳、王壮为、熊伯齐、傅嘉仪、祝遂之、陈茗屋、陆康、魏杰、燕守谷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另外，不难看出，每次篆刻展览中金文印风都占相当的比例。

　　5、鸟虫篆印风

　　鸟虫篆印最早见于春秋而隆兴于两汉，篆刻艺术成熟后至明清有少数印人偶而刻之，但有人斥为“几于谬矣”。当代篆刻界鸟虫篆印大兴并形成一种风气，与近百年来发掘和整理研究的古鸟虫篆印及春秋战国铜器上鸟虫篆铭文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出土了不少带有鸟虫篆铭文的剑、戈、钟、鼎等铜器；同时，容庚等前贤作《鸟书考》等研究；1987年，韩天衡先生编订《秦汉鸟虫篆印选》；其后，徐谷甫编《鸟虫篆大鉴》，曹锦炎作《鸟虫书通考》，侯福昌作《鸟虫书汇编》等，为广大印人进一步认识鸟虫篆之美，以及识读鸟虫篆并为篆刻创作服务大开方便之门。鸟虫篆是先秦篆书的变体，其笔画蜿蜒盘曲，灵动莫测，时附鸟虫之形，极富装饰意味，用于印章，易于变化，独见特色。其华丽面貌和金石气息深深吸引着众多篆刻家跃跃欲试。方介堪先生便是20世纪鸟虫篆印大家，独创了印文纹饰语言的个人风格，“妙在亦书亦画之间”（马国权评语），且能做到朱、白文印的统一。其后，印坛涌现出一大批鸟虫篆印作者，驰名的有侯福昌、韩天衡、吴子建、陈身道、徐谷甫、吴承斌等。成就最高的韩先生所作气势恢宏，个性鲜明；吴子建先生还将青铜器、玉器等纹饰融入鸟虫篆印的创作中，高古雅致。近二三十年来鸟虫篆印创作一片繁荣，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上述五大印风是在近百年来古文字发掘与整理的刺激下（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势力较强的当代篆刻创新的突出群体表现，其他以古文字为契机而促使篆刻创新的还有王镛、崔志强的陶文、砖瓦文印式，黄惇的瓷押篆印式，朱培尔的石刻篆文印式，潘敏钟的镜铭文印式，张弓者的碑额志盖篆印式，赵熊的古币文印式，葛冰华的道教符箓印式，以及《天纪玺纪功碑》印式，中山王器铭文印式等等，只是涉足面不大，尚未形成一股风气。

　　总之，当代篆刻艺术的创新离不开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的滋养，篆刻家必然要正确利用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近百年来发掘与整理的古文字资料是篆刻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且，不久将来，地不爱宝，还会有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将为篆刻艺术创新带来新的契机。当然，应用新发现的古文字入印，必须经过“印化”的艺术处理，才能保持篆刻的特质。可见，古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对当代篆刻艺术创新的推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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