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无款·竹雕芝兰杯 新民晚报

    几年前，在歙县老街看到几件旧时竹刻作品，便搭讪说我来自嘉定，竹刻之乡。店主是位五十上下的妇女，看上去很普通，却脱口而出：“嘉定竹刻始祖朱松邻是我们徽州人。”语气比我更牛。

    她没有说错，朱松邻原籍确是安徽新安(今歙县)，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其祖徙华亭(今上海松江)，六世时又迁居嘉定，居城内东清镜塘。徽州四雕(木雕、竹雕、石雕、砖雕)本驰名天下，但朱松邻开创的嘉定竹刻，名声却超越了他的先祖居地徽州，成为中华竹雕的代表性流派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究其缘由，我以为就因嘉定竹刻中的文人雅士风韵。

    “竹如我，我如竹”

    我国盛产竹，历代文人也多以竹自喻，“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中都有竹。文人爱竹、咏竹、画竹，将竹作为颂扬对象，寄情其中。明代中期朱松邻始创的嘉定竹刻，更是直接地将竹与文人维系在一起。嘉定文人通过竹刻寻找精神寄托，竹子劲秀挺拔、超逸高洁的品格又熏育着嘉定文人。

    近日读金元珏《竹人录》与褚德彝《竹人续录》，其中记载的嘉定竹人，一个个都如竹一般。明代名扬江南的“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天启年间赴京会考，见朝廷腐败，愤而弃考，从此绝竟仕途，回嘉定后自筑“檀园”，以诗文书画刻竹自娱。阉党魏忠贤在苏州建生祠，嘉定知县谢三宾问他应不应该去参拜魏祠？李流芳答：拜是一时事，不拜是千古事。李的正直清高可见一斑，他的气节决定了他的诗画和竹刻的“风骨自高”。

    侯崤曾，明末嘉定抗清义军首领侯峒曾族弟。在惨绝人寰的“嘉定三屠”中，侯峒曾及其子玄演、玄洁壮烈殉难。国破家亡后的侯崤曾为避乱世隐居乡村，吟诗刻竹，以解胸间忧国忧民之郁闷。侯崤曾常将诗词刻在竹上，制成臂搁、笔筒，与文友唱和。

    清代大学者王鸣盛在《练川杂咏》中有“朱沈风流续旧传”咏嘉定竹刻。朱即“朱氏三松”，沈即沈汉川、沈禹川(大生)兄弟及其子侄沈兼。王鸣盛合称“朱沈”，可见沈氏在嘉定竹刻中的地位。沈大生人品风骨洒脱不凡，沈兼为人亦清正耿直。清兵南下，嘉定惨遭屠城，沈兼避居乡间废圃，“不食三日”，以示愤慨。行医之余，沈兼潜心刻竹。

    “嘉定三屠”后的士子多不愿侍奉权贵，劲节超逸，以竹自喻，刻竹以寄托情怀，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嘉定竹刻的盛兴。

    康熙年间，封锡禄、封锡璋兄弟应召入京，以艺值养心殿，专为皇室刻竹。封锡禄为人落拓不羁，狷狂散淡的性格难以承受宫廷束缚，终日狂走不已，终于狂癫。乾隆年间，竹刻高人周颢家境贫寒，却从不以衣食累人。时有富贵者求其作品，并不惜重金，他却不屑一顾。反之贫者索其作品，他随手与人，毫不吝惜。钱大昕极赞赏其品格，专著《周山人传》传神记载了他的生平。

    北宋画家文同曾言“竹如我，我如竹”，此语也正是嘉定竹人的写照。

清 无款·浅刻桃花笔筒 新民晚报

    刻竹的文人

    嘉定竹人多为文人雅士，学养绝非一般。朱松邻少年时向松江书画名家曹时中学习“六书”，《竹人录》中说他“工韻语兼雕镂图绘”，后又与著名剧作家郑若庸结为挚友，互为唱和，在陆深家“高朋满座，顾无松邻子不乐也”。由于他精诗文书画雕镂，刻竹时能以笔法运刀，使他的作品“世人宝之”。

    松邻之子朱小松也博学多才，诗词风流洒落，“有自然之致”；“工小篆及行草，画尤长于气韵”。松邻之孙朱三松不仅能诗善画，且擅造园、制盆景，相传南翔古猗园小云兜等许多景点均出于三松之构想。

    乾隆年间周颢被时人誉为“将南宗画法入竹刻之第一人”，“若取历朝诗家与竹人相拟，芷若(周颢)可当少陵(杜甫)，二百余年间首屈一指”。周颢之所以能获此誉，与他本是当年造诣极高的书画大家并精于诗文不无相关。钱大昕称周颢“于画独有神解”，他擅画竹，他为自己的《竹石图》题诗：“莫讶疏狂不合时，清泉白石是心知，闲来爱依西窗伴，笑听秋风搅竹枝。”周颢的竹刻融“绘画六法”于其间，以刀代笔，达于化境。

    《竹人录》等记载的嘉定竹人，不乏文化大家，李流芳、钱大昕、瞿中溶、吴历等都在其列，娄坚、赵俞、朱彝尊等有关竹人竹刻的题咏更是连篇佳作。

    李流芳，其诗“风骨自高，不能掩其真性灵也”(沈德潜《明诗别裁》)；其文清新自然，被黄宗羲称“文中有画”；书法学苏轼，浑厚大气；他又善金石篆刻，作品古朴雅致；他的画取法“元四家”之一吴镇，笔墨酣畅，成就更是不凡，他的许多课徒画稿被编入《芥子园画传》。这样一位诗文字画堪称大家的雅士在作为竹人时，其作品的书卷气、金石味便充溢其间。

    钱大昕，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补侍讲学士，后升少詹事。凡文字、音韵、训诂、历代典章制度、古文地理沿革、金石、画像、篆隶及算术、历法等，无不通晓，被人誉为“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他的《廿二史考异》更是名垂史册的国学巨著。这样一位大儒亦善竹刻，只是他的刻竹之名被其博大的学问掩盖了。

    “清六家”之一的吴历，虞山派大画家，不仅工诗善画，也“兼工竹刻”。康熙年间，吴历长年在嘉定传教绘画，对嘉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吴历琴棋书画俱精，年轻时向娄东派大画家王时敏、王鉴学画，向同乡文学家钱谦益学诗，向陈岷学琴，造就了他的满腹学问、非凡才情。他的竹刻便也充满了诗情画意。

    嘉定多文人，嘉定成了滋养竹刻艺术的沃土。

    文人的竹刻

    从“朱氏三松”的《竹林七贤笔筒》、《高山流水笔筒》到沈大生、沈兼叔侄的《庭园读书图笔筒》、《草虫臂搁》，从封氏兄弟的《东坡从赤壁桃核舟》、《圆雕采药仙翁》到顾珏的《踏雪寻梅笔筒》、《抚琴图香筒》……从明清时期嘉定竹刻所表现的内容中，可窥见竹人的丰富学识与文化修养，也可感受到透逸而出的幽幽文人气息。

    1966年宝山顾村出土的《刘阮入天台香薰》是朱小松的代表作，此件高14.4厘米，直径3.9厘米(图一)，所刻内容为东汉时刘晨与阮肇采药天台山迷路遇仙女，在仙境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的神话故事。朱小松运用透雕、深浮雕，兼以平雕、留青和镶嵌，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山石树木禽兽精细入微，可谓“鸟欲舒翼花欲舞风，人则瞪目而衣举，虫则昂股而气雄”。《刘阮入天台香薰》仿佛天工，无论内容构思、审美情趣还是运刀技法，都显示了朱小松不同凡响的学养和造诣。

    乾隆年间竹刻高手吴之璠的作品更是多以文学故事作题材，如三国时期的大乔和小乔、《聊斋志异》中的王君诵等，“精细得神，最为工绝，为识者所珍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二乔并读图》笔筒(图二)，是吴之璠的代表作。笔筒中大乔、小乔咏赏《铜雀台赋》，一坐凳上阅读，右手支颐，左手指点几上书卷，衣带飘袅，神态专注；一倚坐榻上，右手执扇，注视书卷，似在评点。姐妹共读佳作，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精美优雅。吴之璠还善营造氛围，插花瓷瓶、线装古籍、青铜香炉等摆设使环境书卷气。吴之璠的另一代表作木雕《东山报捷图》，反映的也是历史故事，作品不正面表现淝水激战，而是以报捷快骑与相府棋枰前谢安的从容自信构图，其构思之巧、内蕴之丰富，是学识浅薄者所无法企及的。

    明清嘉定竹人刻竹自娱，如秦一爵等认为刻竹旨在寄情抒怀，不轻易为人奏刀，作品多矜惜贵重。朱三松的再传弟子王永芳更是深居简出性情淡泊，终年安居乡村不入城市，并不苟下刀，每刻一件都历时数旬。苦心经营、刻意求新，致使嘉定时有佳作问世，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封锡禄《圆雕竹根罗汉》(图三)等。清康熙的竹刻高浮雕《人物圆笔筒》在佳士得拍会上惊艳四方，以1045万港元成交，就因作者顾珏“不袭前人窠臼而能独立门庭”，为求作品精深细微，不惜工本，宁愿费时一年半载。

    竹人们与生俱来的文人气息使嘉定竹刻出世脱俗，成为真正的文人竹刻。

    我看今日嘉定竹刻

    文化始终伴随着竹刻的兴衰。文化兴竹刻兴，文化衰竹刻衰，已成了不争的事实。清代后期，嘉定虽有程庭鹭程祖庆父子、陈凝福、唐文炳等为当时之刻竹名家，但这样的文人参与竹刻已寥若晨星。随着诗画俱佳的竹人渐少，嘉定竹刻由盛及衰。

    诸多的文字都说嘉定竹刻现今得以振兴和复苏，我以为这都是非实事求是的溢美之词。嘉定的文人都不刻竹了，刻竹的又多缺文化，复苏何从谈起？

    嘉定竹刻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深刻透雕还是浅刻、留青，这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的肤浮之争。“嘉定三朱”创造了深刻透雕，但嘉定竹刻却一直发展着，吴之璠的薄地阳文、周颢的画法刻竹就是明证。即使在朱小松的代表作《刘阮入天台香薰》中，也是既有透雕深刻，又有浮雕、留青、平雕和镶嵌等多种技法。因此今人学习、吸收留青刻法，融会贯通于传统嘉定竹刻，本应无可厚非。

    嘉定竹刻的最大特点是在于文人的介入和作品的文化气息。当今嘉定竹人缺的恰恰是文化学养，竹人刻的书法往往是别家所写，至于琴棋诗画，更是无从谈起。笔者曾多次劝他们多读书，竹人不应是商人，竹品也不仅是商品，陆俨少所言“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我想也适于今日竹人。

    欣闻嘉定的一些中小学已开竹刻课，我以为在传授刻竹技艺的同时，重要的是授以如何做人和诗文书画的素养。唯此，可期嘉定竹刻再度辉煌。

    2007年底嘉定建立了我国首座竹刻博物馆，但愿这座由王世襄老人题名的竹刻博物馆是古老的嘉定竹刻艺术振翅欲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