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藏画清初大量入宫

　　众所周知，作为异族统治者，清代帝王为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十分重视文治和满汉文化的融合。乾隆也不例外，很早便接受满汉文化教育的他，深爱传统书画，尚未登基之前就开始了对历代名画的搜罗，这促使他在荣登大宝，拥有了前辈帝王留存下来的清宫藏画后，对书画遗珍倾力极多。单国强说，在清朝初期，书画收藏的重心在民间，中国书画的精华之作大多保藏在少数藏家手中。例如，曾在康熙年间任相国的梁清标，工书法，喜鉴赏，收藏书画有“甲天下”之称，据传，他手中宋元名迹，大都是稀世之宝。再有松泉老人安歧，所收藏的书画，上至三国魏晋，下至明代末期，收藏范围比梁清标还要丰富。还有善于利用职权四处购买书画的高士奇，经多年累积，藏画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当时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与无数书画珍品遗落民间相对照，清初的内府收藏则偏于贫弱。据了解，清宫与明以前内府收藏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但有明一代，皇室对艺术品收藏不甚重视，再加上明末的连年战乱，可供继承的宫内书画并不多。但随着国力的强盛，及皇家的重视，宫廷藏书画的窘状得到了适时改变。

　　据研究，在康熙时期清宫便开始了对书画的搜求。当时康熙皇帝喜好董其昌的书法，注意收集其作品。在康熙的侍从之臣高士奇的书画著录中，就专门列有“可御进”一项，并特意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而法书名画大量集中于清内府，是在乾隆时期。除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征集到不少书画作品，乾隆还通过各种手段将很多大藏家的藏品纳入内府。如：梁清标、安歧、高士奇、孙承泽等诸家收藏。有时甚至不惜以重金购买，《石渠宝笈》载乾隆帝观晋王羲之书《袁生帖》题跋，云：“《袁生帖》三行二十五字，见于《宣和书谱》，……乾隆丙寅，与韩干《照夜白》等图同时购得，而以此帖为冠”。《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虽然被乾隆视为赝品，但还是花费2000两白银购入，“概以二千金留之”。通过官员进贡，出资购买、抄家罚没等渠道，民间流传的珍贵墨迹几乎被“一网打尽”。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计有数万件之多，这为《石渠宝笈》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石渠三编》仅有抄本

　　单国强说，在大量书画进入宫廷的前提下，对这些书画进行鉴定整理便成为必须。为此，乾隆皇帝在乾隆八年特命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人对所藏书画进行鉴定整理，并于乾隆九隆的上谕：“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顷释、道二典已编为《秘殿珠林》一集，此外并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在乾隆九年，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人，继《秘殿珠林》之后， 著录内府所藏历代书画，于乾隆十年编著《石渠宝笈》正编四十四卷。此书遵循前例，仿《秘殿珠林》体例，也按照书画的贮藏所在，按类编辑。但因为藏书画之处甚多，所以检览更加困难。随着时光的流失，进入内府的书画也在逐年增多，有鉴于《石渠宝笈》正编的不完备，在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命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王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人编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收录《正编》未录，及臣工新献作品的《续编》共四十册，体例依照《正编》，但不在品评书画的等次，每件详加记载，并列有总目，方便了稽查，与《正编》相比有所改进。

　　到了嘉庆二十年，英和、黄钺、姚文田、吴其彦、张鳞、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桥、胡敏等开始奉旨编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篇》，共二十八，一百二十册，收录书画作品两千余件，体例依照《续编》， 前有目录， 另在每卷前列分目，更加便于了检阅。但《三篇》仅有抄本，收入《四库全书》中，没有付诸印刷。清末罗振玉编有《石渠宝笈三编目录》，可供参考。

　　《续编》水平冠绝各编

　　依照单国强的观点，在《石渠》三编中，以《续编》的水平为高，虽然不再为所藏书画品评优劣，但《续编》上对书画信息的记载最为详尽，编著体例也最为完善。另外，他介绍，一些当年的编著者，在参与这项工作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翔实的笔记，并结集成书，堪为对《石渠宝笈》的重要补充。

　　例如，曾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江苏仪征年编撰《秘殿珠林》二十四卷。此著录专载清内府所藏属于释典道经的书画和石刻、木刻、织绣等，体例比较特殊，因为乾隆上谕：“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善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论，俾后人批籍，而知其所在”。所以编撰者奉旨按照贮藏之处编次，每初分释、道两类，每类又按照书画册、卷、轴及名人、无名氏的次序排列，因此查阅十分不便。但这本书著录详细，真迹且品质上好者评为上等，详细记载了纸绢、尺寸、题跋、鉴藏印记等，是真迹但神韵稍逊，以及笔墨较佳但难辨真伪的为次等，重点记录款识、题跋人姓名。稽核详细明确，便于参考。在《秘殿珠林》成书后，按照乾人阮元，在编著《续编》时，随手记录所见，整理而成《石渠随笔》八卷。书中详细记录作品题跋，并有真伪优劣的评论考证。再有，官至翰林院编修的杭州人胡敬，在嘉庆二十年参与编修《三编》，在懋勤殿鉴别书画时，记录每日所见，得二百余条，撰成《西清杂记》四卷。此书按每日所记编排，记载纸绢、款题，书法原文有录有不录，绘画略微描述画面内容，时加案语，考订审慎，是仿《石渠随笔》的续作。

　　另外，源于晚清时期，国家所遭劫难，以及末代皇帝溥仪趁宫廷中制度松弛，以赏赐之名，将原先所藏珍贵文物转移出宫，或变卖、或藏匿，至使《石渠宝笈》一书中著录的许多作品散佚民间。为此，后人曾专门比对《石渠宝笈》原书，将这段时间里佚失的书画作品编成《故宫已佚书画目录四种》(1934年)、《故宫已佚书画闻见录》(王以坤编、1953年);再后又有冯华编就《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索引》一书出版(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方便研究与查找。这些都可以视为《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的后续产品。作为记载清宫书画藏品的重要著录，《石渠宝笈》在随着书画市场逐年兴盛，闻名于世后，也遭遇到了很多的质疑，不少专家学者，对该著录的真实水平，和所藏书画的真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使《石渠宝笈》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对此，单国强说，《石渠宝笈》在鉴定上的权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这一方面在于《石渠宝笈》自乾隆八年开始编撰，直到嘉庆二十一年完成，前后耗时7 4年，记录了自晋、六朝、隋唐宋元明到清朝乾嘉时期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缂丝等作品7700多件以及历代公私加盖的鉴藏印与御题诗文，详备周到，洋洋大观，堪称用力极深，也在于参与编撰的人员均为当时的书画大家或权威鉴定家。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二人不但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而且，他们的书画作品也有很多被《石渠宝笈》所著录。还有参与《三编》编纂的黄钺，也是当时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因此，除了文物的收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石渠宝笈》成功的保障。虽然近些年来通过研究，人们发现了不少《石渠宝笈》的偏差，但这并不能抹杀该书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鉴藏印是鉴定关键

　　源于《石渠》所载书画的皇家身份，在当前的拍卖场上，一旦有被《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上拍，必遭各路藏家追捧。为此，如何鉴定这类作品，便成为藏家急于了解的知识。对此，单国强说，除了对照《石渠宝笈》原文，查阅某件画作是否被著录外，还要仔细观察书画本身提供给我们的信息，特别是《石渠》著录品特有的鉴藏印。他说，清代内府藏品多钤有皇家收藏印，一般说，入选《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正编的钤五玺，即本幅右上“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二印，中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一印，左方“乾隆鉴赏”(圆形)、“石渠宝笈”(或“秘殿珠林”)二印。选入重编的精品加钤二印，“秘殿新编”、“秘殿重定”(或“石渠定鉴”、“石渠重编”)，称“七玺”。另外，藏于一下五处的再加钤一印。或“乾清宫鉴藏宝”，或“养心殿鉴藏宝”，或“重华殿鉴藏宝”，或“御书房鉴藏宝”，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称“八玺”。嘉庆时期也仿照“五玺”、“七玺”的格式钤印。一般来讲，内府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或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皇帝亲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总之，研究内府印的钤盖方式是鉴定宫廷书画的重要手段。

　　皇家装裱精美绝伦

　　除了鉴藏印外，清宫藏画特有的装裱方式，也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佐证。单国强说，清内府特别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有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 金粟山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 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木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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