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 1952年生，北京人，艺术家。1979年参与发起“星星美展”，而其被看做中国当代艺术之发端。1984年，黄锐移居日本。2002年，黄锐进驻北京798工厂，主张利用厂房发展艺术空间，他多年来持续策划各种展览及艺术节活动。

　　黄锐 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上一次和黄锐隔桌对坐聊天，还是在2007年。彼时他正与798艺术区的物业对峙，每天爆出各种剑拔弩张的新闻，或是搞一些奇怪的行为艺术，以示抗争。在当时的住所里，黄锐只是疲惫地喝着茶。那年年底，798被列入政府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今天，黄锐搬进另一个空间，同样的长桌、清茶，但黄锐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不是有钱，是生活方式

　　为什么现在我会觉得，像798这样的艺术区应该再多来几个？因为按人口比例算，北京有足够的承载量。

　　老北京人都会记得，解放军刚进城时，城里人口才120多万。后来大量政府机关从外地迁来，人也越来越多，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了400多万人。我记得小时候南城一带有几十家剧场，我家附近有个人民剧场，是梅兰芳的场子，他的剧团有将近100个人。还有其他很多剧团，什么四大小生、四大花旦之类，吃艺术饭的人非常多，再加上卖画的齐白石他们，都是几百万人口就可以养活的。父母带我去看梅兰芳的戏，两块钱一张票，50年代两块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去看戏，不是因为有钱，而是需要这种生活方式。

　　我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是个做皮具的工人。那时候酒仙桥一带只有几个很大的工厂，厂房里热火朝天，厂房外一片荒凉。而我家住在西城区，对北京东北角的印象不过如此。我不会想到将来搞艺术，更难以预见自己与798会有这样深度的关联。

　　画画，是我从小就有的兴趣，据说我三岁就能在地上画画了，而且画得不错。比如画《三国》，我特别喜欢赵云，还能画张飞和关云长。对于三岁的小孩子，我的画风已经算是成熟，都可以画出人形了。

　　我六岁开始正式画画。我没上过任何学校，但是现在回忆历史，我是科班出身———为什么呢？过去只有私塾，我的老师谢天民，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我家和谢天民家大概不到200米的距离，谢天民就教他儿子和我画画，所以我是谢天民儿子的同班同学。在谢家，漫长的时间都是在学写字，这是幼儿教育的必修课，我现在觉得国画挺枯燥，当时只能服从。不可否认，这几年的学习对我的基本功影响很大，小时候在名师门下练过，出来就是不一样。

　　消解革命，游戏的筹码

　　我到十岁的时候，学习就中断了。没什么特殊的，那一代人的命运都这样，无法逃避地经历大跃进、“文革”等等所有的政治运动。对于青少年，这是一种理想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我曾经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三好学生，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见过四次毛泽东。

　　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却是第三次见他了。在广场上，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我只有13岁。当时游行队伍走了几十分钟，最后一个节目叫“拥场”，就是小孩子们从广场上“哗”地一下，拥到城楼底下，很近的距离向城楼上的领袖欢呼。以前“拥场”的孩子们要手持鲜花，但是1966年时没有鲜花，因为不合适，革命热情不能是鲜花象征的那种浪漫。于是大家改成手拿“红宝书”。

　　所有人拥到城楼底下就哭了，不约而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场面。我浑身冰凉，感到一种恐怖。我不可能问周围的人为什么要哭，人家会说，你为什么不哭啊？

　　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变成了运动中一个脱离出来的角色，精神上脱离了。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不可能和别人一样。哭泣不一定是表达爱，小孩子见到爸爸妈妈也不哭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种群体的感染力从何而来，就像看电影，你突然发现自己也在电影里。

　　后来我做艺术，就利用了很多革命的符号。这是我游戏的筹码，是必须要消解的人生。

       798艺术区 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原为上世纪50年代由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该厂1952年筹建，1957年建成投产，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包豪斯式设计，简洁实用。1964年718联合厂撤销建制，改为798工厂等六家单位，2000年整合重组为七星集团。大量闲置厂房吸引了许多艺术机构进驻，逐渐形成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2003年，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印象派传到上海，未到北京

　　16岁我插队去内蒙古，劳动了六年多，那是又能适应又不能适应的生活。能适应是指可以吃苦，不能适应是指精神贫乏。

　　刚开始非常困难，知青们完全不懂得生活，半年没有粮食吃，就吃土豆和胡萝卜，我体重变成82斤。后来学聪明点，我们买了一些小猪和小羊，放到农民家里养，然后给农民钱。这样到了第二年，肉就多得吃不完了。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无法排解，我看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书，这些不可能和农民交流。也有性的苦闷，可最苦闷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抱农村女孩。也有一批人在那个年代逃避现实或者超越现实，包括一些诗人，郭路生、北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诗歌的进步比较早，当时有内部图书，已经翻译了聂鲁达、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的作品，诗歌的形式感，相对而言更适应革命年代。

　　任何文化的发生，都需要环境的刺激。我重新捡起画画这个工具，大约是在1969年到1971年的时候，我被派去画革命宣传画。我在1979年，开始接触到西方艺术。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毕加索死掉了，但我不知道毕加索是谁。

　　印象派已经传到上海，可是传不到北京，因为被徐悲鸿他们挡掉了。后来我还是通过日本传过来的一些画册，才看到塞尚、毕加索。

　　全国旅行，离不开北京

　　1979年我们一帮人做了“星星美展”，紧接着1980年又举办了第二届。“星星”是最彻底的艺术运动，也是事实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端，但是今天的主流声音已经不再提起。其实当年“星星”游行的时候，我在所有投票的人里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但我最后又去参加游行了。因为我是“星星”的召集者，“星星”又是游行事件的理由，是这场博弈中最重要的砝码，我不能不去。我如果不去，其他人的责任就太大了。

　　我这个人是认准了一件事，就会负责到底，因为我知道做事的底线，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我在广场上贴了一首诗叫《人民的悼念》，结果被抓进去，关在工厂里的一间单人牢房。没有进正式的监狱，这算是比较幸运，关了四个月，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给放出来了。

　　“四人帮”倒台后，我也获得平反。我从此找到了信心：不就是蹲监狱吗，蹲一会儿就出来了，有什么可怕的？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来岁，就去全国旅行。我走了二十多个城市，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北京。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味道，但我离不开家乡。

2009年12月29日，艺术家模仿着待拆迁的艺术区内标本绵羊的姿势。记者李强/摄

　　孤独也是一种角色

　　严格来说，我并不是最早发现大山子这些旧厂房的人，在我之前，刘索拉他们就已经租了这里的房子，还有一本叫做《新潮》的杂志也在这里制作。但是以前他们只是在这里工作，而不是保护与开发，“798”作为一个艺术区的概念，是我提出来，并且最先推动实践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差不多整个90年代，我都在国外转来转去，大部分时间待在日本，感到非常孤独。你知道，在中国虽然我同样孤独，可是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孤独也是一种角色，如果一直在日本，我不可能代表日本的孤独。

　　在日本我有很多机会理解商业和艺术的关系，日本的商业规则像蜘蛛网一样细密，生活非常具体和苛刻，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走在街上，都需要计算我的每个步子，能够产生多少价值。人的生活时间是被处处算计的，今天的中国也在接近这种状态，我对此非常不舒服，只好学会忍耐。忍耐不等于妥协。日本人经常讲的“忍”字，只表示你承认社会现状，但并不加入主流。而妥协，基本上是你承认，并且也加入。

　　奋战在798

　　2001年，我决定回国找个地方，就发现了798。

　　当时798的厂房大量闲置，租金也很低，按照管理方的规划，2006年之前这一片都要拆除，要迎接2008北京奥运，准备建设一个电子城之类的项目。而对于我，一看到这里完美的包豪斯式建筑，我就被迷住了。我几乎是踏进厂房时立刻就告诉物业，说我要租下这里，我要马上签合同。

　　因为时间紧迫，物业只给了我两年又十个月的租期，他们给所有租户的时间都不超过三年，但这并不重要。

　　2002年我进入以后立刻开始装修，我扩大了院子，拆掉了一些过于破旧的建筑。同时我把日本的“东京画廊”介绍进来，做了“北京东京艺术工程”，它就好像是一个广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到798，把这里改造得愈发时尚和多元。

　　798最初只是一个理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理想是要拆掉的。我参考了纽约SOHO的兴衰过程，知道把798推入市场以后，剩下的就不是我的工作了。果然没有多久，物业就通知我们停止，他们有另外的计划了。厂房的租金不断升高，艺术家被要求离开。

　　租金门槛的提高，导致只有大型的艺术机构可以进入，这无可厚非，北京的地价、房价一直在上涨，对于一个经济机构来说，肯定是要顺应市场，有什么道理要他们去照顾一个艺术区呢？可是艺术家是真正热爱798的人，我也不希望看到这种良好的生态被打破。于是我们开始策划大山子艺术节，吸引媒体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不把798的名号打出去，谁会来帮助你？

　　但是很无奈，2006年底的时候，物业把我的电给停了。我从旁边的东京画廊拉了一根电线过来，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还是在2007年撤退了。

　　现在798里只有我的一个工作室，没有作品，我们只是做一些设计和文化考察的工作。不过，说798里没有我的作品，这太谦逊了———整个798就是我最大的作品。

798艺术区内，观众穿过用皮带装饰的时装设计展厅大门。记者郭延冰/摄

　　土地、房子与艺术

　　现在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假如还有废弃的工厂建筑保留在城市里，人们就会发问：“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你的成本和产出如何？你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当这些土地和房子到了艺术家手里，艺术家使用它们，能够创造新的价值。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考虑很多物质，所有东西都被商品化，一切都可以交换，我们每日每时都在谈论商品这个字眼而逃脱不掉，艺术家也不例外。当有更大的利益出现时，你凭什么留在这里？所以就会有重重的矛盾出现。

　　2007年之后，我就去了高碑店。那边有一些做老家具的工厂要离开，高碑店乡就希望把这块地方开发一下，做成一个美好的城乡接合部，有居住，有商业，有艺术。他们找到了我，我恰好具有这样的经验———商业和艺术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798已经成功，无论如何开发，这里已经成为北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了。

　　我跟高碑店签了合同，但是折腾了一年，帮他们做了一个计划，房子也装修好了，他们就让我搬走了。因为计划不断在改，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能碰到这种事，所有商品社会的想法，就是商品利益的最大化。

　　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还是需要艺术区呢？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里，需要艺术区这么一种空间状态。对于一个城市乃至国家来说，有艺术区的存在，也会获得很高的形象分：这证明了你对创造力和自由的容忍度。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区？

　　- 争鸣

　　798，曾经被黄锐视为一个梦，但是现在，黄锐认为798跟理想已经没有关系了。“798现在虽然保护下来，但是并没有长期居住的艺术家，因为成本提升太快，连一些画廊的生存都吃紧。798迅速变成了2000年左右的纽约SOHO，只是保护了这里的房子，没有保护这里的人。在中国做艺术，不一定非要追求安定。但是，对于北京的大部分艺术家来说，我想他们还是有某种归属感的，不然大家不会跑到北京来。”

　　栗宪庭也说过，“798这个艺术链必须存在，它会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商业化对艺术冲击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对艺术有不好的影响，一方面又给艺术家一个出口。”

　　现如今，有大约几千位艺术家住在宋庄画家村。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认为宋庄文化创意产业区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但是黄锐并不看好宋庄，他说：“宋庄太远了，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我发现很多艺术家去了宋庄以后，创作状态在发生转变，好像躲进小屋成一统了，对城市里发生的各种急迫问题来不及反应，这对艺术家不利。”记者浦峰/摄影、袁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