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临摹的“送刘太冲序”（局部）

　　在深圳博物馆三楼的书画库房里，藏着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手卷。近日，记者来到深圳博物馆，深博的工作人员从库房里将其小心翼翼地捧出，来到展示室，放到台面上缓缓展开。这幅手卷纸本水墨，长2.14米，宽0.25米，董其昌自题为“颜平原争座位帖”和“送刘太冲序”。由此看来，这个手卷是临摹唐朝书法家颜真卿文章兼书法的两篇作品。董其昌评价《争座位帖》为“天真烂漫，姿态横出，深得右军灵和之致”，又称《送刘太冲序》“鬱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另有异态”。他的临摹，用笔精到，字体圆劲飘逸，淡雅洒脱;用墨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

　　董其昌

　　(1555-1636)

　　明代末期著名书画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玄宰，号香光，又号香光居士、思翁，学者称他为思白先生。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谥号文敏，故后人又称董文敏。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赏，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一代书画名家。其书画理论著作非常丰富，重要的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其对书画创作所提出的许多评论和见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字写得太差 第一变第二

　　手卷卷首有阳文朱印“董其昌”，又有阴文朱印“宗伯学士”。深博研究书画的学者王晓春说，董其昌是明代末期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香光，又号香光居士、思翁，学者称他为思白先生。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工诗文，善书画，精鉴赏，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书画名家之一。

　　董其昌少年时书法并不好，他的《画禅室随笔》中有如下记载：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其考卷时，按董其昌的文才本应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就将第一改为第二，而将字写得比较好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从此钻研书法。

　　董其昌写道：“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那么今天看来，董其昌深厚的书法功底来自于对晋唐书法的学习与钻研，至于他几乎同时代的大家文征明、祝允明等，是不放在眼里的，其人在明清书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有书不尽笔 笔下不尽意

　　王晓春说，正是科举考试因为“字不好”的偶然的失意，促使董其昌走上了书法艺术的道路，使其发奋学习古代名家书法经典，融合晋、唐、宋、元各名家之风而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布局疏朗、分明，平淡天真，直追古意。而这其中最令他敬佩的一位大书法家就是唐代的颜真卿。手卷末尾的自书跋语为：“鲁公(鲁公即颜真卿)立朝大节千古不磨，故书法一如其人。此二帖尤公书之煊赫者，故时时背临，以志吾好。其昌”，由此可见他对颜真卿书法的敬仰。

　　董其昌所书《颜平原争座位帖》，是颜真卿文章的全文，“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云云。《争座位帖》又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书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一月，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给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没一点)的书信手稿，也是颜真卿行草书精品之一。信中直言指责郭英(义没一点)在两次集会上藐视礼仪，谄媚宦官鱼朝恩，以致礼遇高于六部尚书之事，抬高宦官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引历代及唐代成规抗争之，写下此长信，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

　　至于《送刘太冲序》，书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是颜真卿送刘太冲西游时所作。刘太冲是颜真卿天宝末年平原旧友，广德元年吏部的属吏，宣城陈留人萧颖士子弟，刘太真之兄，宋代米芾所著《书史》对此有所记载。董其昌在这个手卷上也对原件作了临摹，上面写道：“昔余作郡平原，而蚤与从事掌铨吏部，第甲乙而超升等夷。迩来蹉跎，犹屑卑位。故冲之斯行，若重有待矣。江魄弦断，秦淮顶潮。冲之斯行，正及春水。”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认为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有书不尽笔，笔下不尽意，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是一位很出众的书法家”。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郑歌平说董其昌不是一个创新派，他笔笔取法古人，有本有源，但他又是一位明代的“开派”的书法家。更加值得我们研究的是，董其昌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就是他临书不死临，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样：“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应当是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

        清代名家所藏 真品重要依据

　　王晓春说，这件书法来自已故文字学家、文物收藏家、中山大学商承祚先生的捐赠，是捐赠给深博数百件珍贵文物中的一件。商老自弱冠就学以来，便酷爱收藏，在治学的同时，潜心购藏文物，举凡金石、书画、竹、木、陶、瓦……都在他入藏之列，毕生积累了丰富而精美的文物，然而他秉持着“独乐莫如众乐”的信念，将它们悉数捐给了各大博物馆，商老的高尚品德和丰富的鉴定经验，已深得学界和收藏界的景仰。看到眼前这件珍品，我们想在商老那里当年一定有精彩的故事，可惜商老已经不在了，已经无从知晓它的来龙去脉了。

　　王晓春又指引记者仔细观赏手卷上的三方藏印，其中一方朱印“阮氏琅嬛仙馆收藏印”。这个印不同凡响，那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收藏印，为当时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所刻。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礼仁阁大学士，一生仕宦通达。其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其所编《经籍纂诂》是训诂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成为当今研究声韵训诂之学的学者们案头上常备之书;其所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碑学的兴起。清代学问大家收藏此手卷，无疑大大地增添这件藏品的分量：一是学问大家所珍藏的，其精美当不言而喻;二是清代的阮元，距晚明的董其昌在世不远，此为真品的一个重要证据。

　　作品吸引

　　欧美藏家

　　由于董其昌天资英迈，领悟力极强，文化素养又高，加上穷年埋首书画中，所以他的作品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士气”、“书卷气”。他在《画禅室随笔》留有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样观念生发出来的作品必然给后世很大影响。1989年在上海松江、1992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分别召开了国际董其昌艺术成就讨论会，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美术家，董其昌走向了世界。

　　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又享高寿，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中已定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除博物馆的珍藏外，市场上董其昌作品显得非常珍稀，早在1989年6月，纽约就拍卖过一幅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被权威认可，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高达165万美元，成为当时仅次于《元人秋猎图卷》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国古代书画。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此画曾为王鸿绪、安仪周、乾隆收藏，著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籍三编》诸书中。这幅山水画，笔墨韵厚重，皴法细密，气韵雄浑，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是难得的精品。以后，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第一幅是《行书》二十七开册，成交价为1.65万美元;第二幅是《行书》手卷，成交价为8800美元;第三幅是《山水》立轴，仅卖到了3850美元;第四幅是《尺牍》十一开册页，售价1.4万美元;第五幅是《九峰雪霁图》绢本手卷，卖到1.5万美元，价格与《婉娈草堂图》相去甚远。

　　董其昌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赝品被不断地加进去，至今已难见精品，可说赝品充斥市场，尤其是民间收藏，即使不是赝品，也是小幅泛泛之作。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但由于难辨真假，所以不敢轻易出高价购买。反之，一旦能确认为真品，则不惜重金，志在必得。2007年11月26日，在香港佳士得举行的中国古代书画秋季拍卖会上，经过激烈争夺，董其昌的《书画小册》最终拍出了高出底价4倍的4800万港元。

　　生前多人代笔 作品真伪难辨

　　董其昌高寿，享年82岁，董其昌作品流传多，其中相当一部分真伪难辨，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著名书画鉴定家启功先生曾专写一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文章认为，代笔问题是鉴定中最为麻烦的问题，“董其昌以显宦负书画重名，功力本来有限，再加酬应繁多，所以不能不乞用于代笔，图利的又乘机伪造，于是董氏书画，越发混淆莫辨了。”

　　启功说，“一切技艺的事，造诣生熟，一览可见，在同一类的艺事中，已经真‘能’或真‘熟’的人，必不可能复有真‘生’或真‘拙’之作。至于书画，一个作者年龄的老幼、工具的好坏、兴会的高低，甚至遇病臂伤指之类，也就有其规律可寻，决不能同一时期的作品，笔性竟然出两人之手的。”他对董其昌的几件作品加以比较。如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册》、《董香光山水册》十页等为一类，具有“生”、“拙”之处，明显可见。然而《峒关蒲血雪》等是没骨画，以及烟云渲染极工致，精能熟练，与前一类“生”、“拙”画法，判若两人。两类并未见相通之处，基本可以认定为代笔。

　　文人书画，让人代笔，并非稀罕事，启功将名家代笔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沈周、文征明等大家，有熟练的技能，由于应酬过多，因而由弟子、子女、学生们代笔;一种是由于自己画技并不高，或为名，或为利，雇用别人代笔。而董其昌在这两类各占一部分。文献上，已经发现了董其昌书画有人代笔的线索，程庭鹭《庵画麈》卷上说“送去白纸一幅，润笔银三星，烦画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这个董思老正是董其昌(思白为其号，“思老”是其尊称)，也就是“山水大堂”的画作好之后，只等董其昌落个大名就行了。

　　启功又从董其昌的一些信札、清代笔记等诸多方面，考证出代笔者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人，其中赵左、沈士充技法娴熟，是董其昌的主要代笔人，因而评判说，“董其昌款”画得精到的大致出于赵左、沈士充之手。从以上几例书画鉴定实例可见，启功先生主要从文献考证着手，并以实例加以分析比较，站在历史的角度给董其昌作品一个合理、公正的评价，这是他有别其他鉴定家的一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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