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目前是世界上艺术家最集中的地区。艺术家进村成为当代京城的一道景观，虽然艺术家没有占农民的地，却占了农民的房子，而房子是盖在地上的。好景不长，从2007年开始，艺术家和农民为了房子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斗，直至进行法律诉讼。2007年12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了一桩最为典型、也是最有影响的案件，宣布“买卖宅基地合同无效”，艺术家最终失败而获得很多同情。它从一个方面提醒艺术家——承租农民房存在不可预估的风险，这一风险包括：1、艺术家难以判断房屋建设的合法性；2、艺术家（包括当地村民）难以知晓当地的发展规划。而对于艺术家来说，贪大、贪便宜则为未来埋下祸根，首先是租房时的私人交易忽视了基本的法律手续，包括对协议书的公证等等。

　　农民都知道地有生地和熟地之分，生地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耕种之后才能变为熟地。北京京东的许多艺术区过去在社会知名度上都是一些“生地”，艺术家一批又一批地聚集到这来开垦，把这里的地种熟了，由名不见经传成为远近闻名、甚至传播到海外的“艺术区”。农民现在是地主，他要来收回“熟地”，一切均为合法，也合于情理。艺术家在这场造地运动中，成了为地主开垦的可怜的雇农，今天叫你搬，你还不得不搬；明天叫你拆，你也不得不拆。2009年入冬以来，北京朝阳区的各艺术区都面临腾退和拆迁，艺术家与当地政府或开发商之间因强拆而产生的诸多问题，正阳艺术区则出现了刑事案件。很多报道中出现了“突发性”的词汇，实际上，一片区域的开发有着很繁杂的手续，是不可能“突发性”，只不过在长期的酝酿过程中，是开发商和当地乡镇、村几级政府之间的谈判，只是艺术家在他的画室中创作不闻窗外事而已。另一方面，一些艺术区只是若干房客的居住地，所谓“艺术园区”、“创意艺术园区”，是艺术家自己叫出来的，并不在政府的发展规划之中。然而，有些园区的名声越来越大，地熟了，当地政府乐享其成，当地的农民（或者说是艺术家的房主），更是获得了实际的利益。可是，面对更大的利益，这些自发的所谓“艺术区”在当地政府面前就显得不重要了，这时候他们不会考虑是谁扩大了这一区域的社会影响和土地价值，他们考虑的是土地和盘托出的整体收益。最终，艺术家则成了他们的托——这是一个规律性的教训。

　　面对此，艺术家如果再退居到远郊，那也和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多少区别。看来还是回老家安稳点。要想有“暖冬”，只有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才有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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