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年画的流变和分布

　　农历过年的风俗，我国很早就有文字记载。“年”字远在公元前16-11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其字形很像一个人在收割或顶谷禾回去，所以《说文解字》称“年”字“谷熟也，从禾”。当田里的五谷收割完毕则意味着旧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因此俗称春节为“过年”。在中国古代民俗中，将一些祝贺过年的东西都冠以“年”字，如见面互相庆贺的话叫“年话”、门上和墙上贴的画叫“年画”、吃的糕叫“年糕”、走亲访友的礼仪叫“拜年”等等。

　　年画是中国古代一种寓意吉祥的形象。现今我们过年说的新年贺词、祝福的“年话”，如“新年快乐”、“恭”“四季平安”、“大吉大利”、“年年有余”等，为大家所常见。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了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年画，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我国早期的年画都与驱凶避邪、祈福迎祥这两个母题有着密切关系，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年节装饰艺术。

　　从广义上说，凡民间艺人创作并经由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的，以描写和反映民间世俗生活为特征的绘画作品，均可归为年画类。年画习俗反映了古人的心灵慰藉和精神信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社会性的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从最早的桃符、苇索、金鸡、神虎，到神茶、郁垒，再到后来的关羽、赵云、尉迟恭、秦叔宝等武将和钟馗、天师、东方朔等神仙，其间有着一条鲜明的发展轨迹。东汉末年的《风俗通义·祭典》中说：“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蔡邕《独断》中说：“神茶、郁垒而身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茶、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年画变成“年话”是在宋代。当时，宋徽宗扩建“翰林图画院”，时逢传统绘画和雕版印刷术交融发展，木版彩色套印年画走向成熟和普及。此时，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门神从镇宅消灾演变成了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后来，逐渐形成了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的习俗，年画在此时完成了向祝福年话演进过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典籍，都记载了宋代京城春节期间出售年画之类吉祥装饰品的景况，当时年画的张贴已普及于城镇居民之中，从中也可看出年画已相当盛行。到了明代，小说、戏曲插图的勃兴对年画的发展有很大促进，寓意吉庆祥瑞和表现民间风俗的内容得到重视，年画的创作印制和购买张贴逐渐发展为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一些年画的典型题材，如“一团和气”、"八仙庆寿”、“万事如意”等已趋于定型。短版拱花技艺的发明，使年画的印制更为丰富多彩。

　　年画在清代进人鼎盛期。康、乾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局面，为年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大量的年画作坊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清初年画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题材多，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由于受到利玛窦和朗世宁等传人的西洋绘画风格的影响，西方明暗透视技法在年画创作中得到应用，有的作品在画面上还刻印上了“仿泰西笔意”等字样，年画也因此成为清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

　　清末，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国内外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这种社会激变的情景，在民间艺术领域以年画的反映最为及时，清末民初时期也因此在年画发展史上，成为年画回光返照的最后一个繁荣阶段。

　　年画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像天津杨柳青、河南开封朱仙镇、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高密、四川绵竹、河北武强、陕西凤翔、广东佛山、山西临汾平阳(古临汾)、福建漳州、湖南邵阳滩头木版年画等都久负盛名，各有千秋。正如冯敏在《中国木版年画的地域特色及其比较研究》中所言，这些地区的木版年画在明清两代先后达到鼎盛，都具有相当规模，其作品反映了相关地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

　　1.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木版年画的发源地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中国木版年画兴盛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随后传播或影响到全国其他地区。历史的原因使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被视为中国木版年画发展的“鼻祖”。北宋年间的汴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商人大量涌向京城，庞大的市民阶层促进了世俗文艺的发展，活跃的世俗文艺又给年画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使供不应求的笔绘年画转向刻印年画，并且官办与民办作坊齐开，使开封木版年画的印刷及销售盛况空前，很快影响到全国。开封木版年画的内容多反映中原传统民俗文化，艺术风格体现了京都官雅文化与市井文化并存的较精细的主流风格。公元11世纪以后，中原大地经历了长期的民族纷争、战乱和自然灾害，到明朝初年，开封所处的中原地区被毁坏得满目疮A，人民大量迁徙，城镇极度衰落，中原文化主流失去了北宋时期较为精致的官雅和市井文化风格，而形成一种粗犷甚至比较粗糙的带有乡土味的文化传统与风格。这一时期的开封年画线条粗犷，形象夸张，头大身小，幽默稚拙，构图饱满，左右对称，色彩鲜艳厚重，乡土味浓，无脂粉气，无媚态，艳而不俗。朱仙镇年画影响了整个北方木版年画的艺术风格，构图古朴、夸张、粗犷、威猛，色彩鲜明，以橙、绿、桃红三色为主，还有其简洁、鲜艳、明快的手法等，都极具北方乡土味道。

　　2.天津杨柳青年画誉满京畿

　　明代的杨柳青是南运河上的一个重镇，随着南运河的开通，其经济日渐繁荣。到明代中后期，杨柳青初步产生了木版年画艺术，明末出现了最早的画铺，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逐渐繁荣起来。清代京津地区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心，社会文化十分繁杂，皇家文化和贵族文化汇聚满汉文化精要，官绅文化聚合儒士官吏文化潮流，市井文化则集中了金、元、明、清四朝京城民间习俗。杨柳青镇位于南北交通要道，经南运河与南方联系密切，因而其生活习俗既有北方的风格，又有南方的味道。天津是京城对海外的主要口岸，具有外交和贸易双重功能。这样一来，杨柳青镇年画艺术就受到多元文化的深刻影响，消费者也呈多元化，既有皇家和贵族，又有城镇市民，还有乡村农民，甚至还有外国人。半印半绘的加工工序，使杨柳青年画更接近工笔重彩国画，从而形成了高古俊逸的艺术风格。

　　3.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是江南年画的优秀代表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传自南宋临安(杭州)。南宋文化经一百多年的发展，融会了江南文化的精秀细巧，形成了与当时的新中原文化大不相同的兼容性的精雅文化风格。这种文化风格影响下的木版年画，在江南以杭州为中心直接传播至周边的苏州、无锡等地区。自元朝起，元明两代戏曲杂剧和小说传奇硕果累累，社会上刊印发行的剧本、小说几乎都附有木刻插图，带动中国古代版画艺术达到了顶峰。而江南刷印木刻版画的繁盛，带动了木版年画的发展。苏州木版年画在艺术技艺上还直接得益于明清两代江南繁荣的文人书画艺术。元代赵孟頫及“元代四家”就活动于苏州一带，明代唐寅“吴门四家”和董其昌“华亭九友”，都先后生活创作于苏州一带，他们的字画文章享誉江南，影响广泛。至清代，江南文人画已在画院普及，深刻地影响着木版年画的发展。因此，历史、经济、文化与艺术的原因使得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成为中国江南木版年画的中心，创造了与同时代开封朱仙镇和其他地方木版年画明显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技艺。

　　4.南方木版年画红遍岭南和巴蜀

　　广东佛山木版年画是中国岭南民俗文化的一朵奇葩。华南地区历来是中原南迁避难的客家人的归宿之地，自然带来了许多中原文化的东西，木版年画便是其中最主要的民间艺术。在佛山这个远离中原、紧邻中国最主要对外口岸广州的岭南工商重镇，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渐渐地与中原传统的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差别，成年男子大多不务农业，以工商、出洋为业，于是居家者多祈求吉祥如意、发财致富、趋利避害。因此，佛山木版年画的品种较为单一，主要是门神画、神像画、榜边画等。此外，由于广东文化尚红，认为红色代表生命力旺盛和生意红火，所以红彤彤的色彩是佛山门神画最突出的地方特色，有“万年红”的美誉，反映出岭南文化特征。[31

　　质朴的四川绵竹年画，则继承了唐宋绘画线描传统和着色技艺，从而形成了明快艳丽、质朴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点。

        二、审美与祈求的融合：年画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

　　年画的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民众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祈求，是年画根深叶茂、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年画作为民间的新年祝福，充满了喜庆，因此，民间年画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火爆的色彩，注重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画中的每个动物和植物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如画鸡代表吉利，画佛手或蝙蝠代表福，画花瓶代表平安……丰富的民俗指称体现了民众智慧，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年画都蕴涵着各地独特的艺术风格，形式变化多样，内容广泛，各类武将门神、灶爷、财神、观音、八仙、寿星、戏曲人物、耕织农作、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花卉动物、仕女、娃娃、风光景色等应有尽有，真可谓达到了包罗万象的程度。

　　年画不仅于岁末腊月大量出现在乡村市集和城镇街巷，就是在平时的喜庆节日、婚丧风俗中，仍可见到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在嫁女.聚亲、生子弥月、入读书、考试中举、升官授职、拜师收徒、酬师谢神、养蚕获利、捕鱼丰收、出猎平安、搬家迁居、谢医挂匾、祭天酬神等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艺术形式点缀其盛。所以，年画艺术与民俗密切相关。

　　民间年画因风俗节日而兴起，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人马平安等祈福迎财、驱灾避邪的愿望。很多年画作品在反映社会变革或人们衣食住行等活动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时代风尚、社会习俗，给研究者留下了大量可贵的形象资料。年画中的服饰装束，是研究服装变化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年画中的农耕，画面中的农耕工具则是研究农业工具历史演变的重要资料;年画中有的反映结婚场面，在画图中，案上放弓箭粮斗、瓶炉花果等物，真实展现了中国古代民间的社会生活习俗和器物。

　　民间年画来自民间沃土，充满清新刚健的气息，散发着泥土的芬芳，具有“从教化，助人伦”、“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教育功能。关公、岳飞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成为门神，年画被赋予了惩恶扬善、尊崇忠良、赞美勇武的主题，在为底层民众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起到了激励奋发的作用。
　　年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存在并得以不断的发展，是因为它的观众之多、社会需求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是其他任何画种所无法比拟的。年画的表现形式和造型手法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及审美价值。它的艺术特色的形成是建立在社会的伦理道德、文化教养、民俗生活基础之上的，真实地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政治事件、生活情趣。可以说，年画在人们欢度佳节时，不仅仅是制造热烈、喜庆的气氛，还有美化庭院和装饰房间的观赏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使人们在欢庆喜悦之余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并借助于画中的故事，形象、生动而准确地表达出内心所祈求的美好愿望，寄托自己对未来祈福纳祥的遐想。可以说，年画符合人们求生、趋利、避害的目的要求，其在民间艺术中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自然意义，纯粹成了人的观念、意愿和理想的象征符号。

　　中国木版年画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里，虽然分布于天南地北的广裹土地上，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但其作为民间信仰的文化价值体系却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呈现出与官方正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

　　第一，吉祥的主题是中国各地年画创作的共同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吉祥心理根深蒂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中国人都会从最乐观的方面去积极思考，在困境中获得平衡的心态，期望最好的结果。吉祥是各产地年画表现的主题，是一种阳光艺术。年画欢乐、诙谐、幽默、吉庆、红火、热烈，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与乐观主义精神，显示着鲜明的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刚毅自信、艰苦卓绝、勤劳质朴、向往美好、富于理想、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无不在年画这一民间艺术中反映出来。人们把这种朴素的思想情感与祈求，通过年画这一特定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国民间年画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到表现手法，均以表示吉祥如意、纳福驱邪为其最基本功能，使年画成为具有无限生命力和最受人们欢迎、拥有最多用户与观众的画种。中国年画的题材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二，年画的造型来源于中国古老文化千百年的积淀，来源于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集体审美意识，来源于民间艺术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造型意识。朱仙镇年画中最多的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朱仙镇年画在造型表现手法上的特点是形象夸张，头与身体的比例是1:3，人骑的马或兽比人还要小，表达的是英雄人物形象高大和纯正无私，看后给人一种正义感。而湖南邵阳滩头年画的人物造型夸张，神态生动，门神的造型突出头部“粗眉大目，神形要足”。山东潍县的《秦琼尉迟恭》，民间艺人将其体态作横向夸张，人体比例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形成了一种身架四称、方厚如山的力量感，手仗剑戟，金甲银铠，挺胸叠肚摄魂魄，头部与身体不同方向的交错，使身体态势充塞了整个画面空间，势欲纵横，有着强烈的感染力。把对象最具有表现性的特征发掘出来，最大限度地使形洗练单纯，从而创造出一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其本质特征也就更为突出。有的年画的造型非常的相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隐藏在其背后悠久的传统痕迹。

　　第三，想象力在年画艺术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形象的创造。我们在造型艺术中所能体验到的人类情感，无一不是源于特定的艺术形象。民间艺人对形的表现，完全是凭着记忆和想象，从“意”到形，形随心变，在形的塑造中融进了自己强烈的主观臆想。在极富想象力的年画艺术中，自然中的一切都具有人的灵性，现实与理想、客观与主观融为一体。在创作的自发性、想象的主观性方面，年画艺术近于儿童美术，情感胜于理性，幻想胜于现实，能无拘无束、自由地表露心胸。年画艺术的形象率直、稚拙、富于想象，贴近人的本性特征，而远离物象的表面特征，不求肖似，极尽夸张。年画艺术与神话、传说、故事有着天然联系。神话是古人在幻想中支配和征服自然力的方式之一，这想象中的征服自然力是劳动人民的良好愿望和追求，是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幻想的肯定。人们从对自然力的征服幻想中得到鼓舞和愉悦。

　　第四，各地年画工艺都有固定的传承方式和工艺流程传统。民间艺人非常重视恪守其工艺流程，有些近乎于对仪式的崇拜与遵从，绝不敢随意减省。他们相信工艺流程的每一个步骤和它们之间的顺序都是神圣不可更动的，是师傅传下来的规矩，是保证手艺不走样并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各地制作年画时的要求和操作工艺反映着各产地不同的文化取舍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年画的传承方式—家传、招徒、办学—所蕴涵的民族精神、民族标识、社会的组织力以及其中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物化传播是年画的主要传承手段。[3]木版年画追求类型美、法则美，民间艺人不是自己放笔去绘，其一笔一划都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法则。所有的民间绘画都具备这样的性质，其工艺流程实际上反映着一种文化认识。

　　中国民间年画几乎是中国民俗文化的图解。难怪法国在图书分类上将中国民间年画作为人文类而不作为艺术类，因为它不单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大量的自然和人文信息。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年画更像是一部中国农耕社会的大百科全书。

　　三、稳定的文化结构与教化的社会功能：年画的信仰价值

　　年画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几乎能在任何一个适宜的地方，甚至在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中，顽强地显露出来，标明自己的作用和力量。年画在历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年画中蕴涵着一种教人敬畏、感恩、有度、为忠、为善、为孝、惩恶以及与自然植物、动物和谐相处的总体精神目标和理念。年画的稳定文化结构使其具备了价值体系意义。

　　年画在民间不仅作为广泛使用和实用的一种民俗艺术而存在，而且其价值体系意义实际上使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从民间信仰的内涵来看，它是指民间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是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是人的现实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也是支撑特定民族文化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行为，在根本意义上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支撑，人文精神是文化价值最集中的体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传统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9]民间信仰向整个大众文化生活渗透其价值理想，在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要把视野投向整个社会生活。唯有向社会世俗生活的广泛渗透，才能真正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作为文化的内在灵魂，民间信仰“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它时刻贴近时代与生活，并以一种开放的态势，把完善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以及展示人的超越追求作为其根本的价值指归”。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民间年画真实记录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状态，对于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社会文化全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传统的民众生活方式与民间艺术的创造不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民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众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并不属于任何宗教性的组织，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民间仪式、活动以及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信仰与观念，你去问那些虔诚的信徒，有时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信仰的是什么，只是信仰而已”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伦理道德观念深刻影响、制约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规范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和尺度，它渗透在民众的观念、行为、信仰、情感、思想等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德行操守、忠孝仁义等一系列伦理道德标准，是中国民众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成为人们宣扬和自觉奉行的行为规范，在民间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广泛的和形象具体的体现，体现了民众广泛深沉的情感观念和伦理道德要求。民间信仰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仍然保持着某种形式的稳定性，构成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某种特征。民间信仰具有不完全服从、依赖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民间信仰的长期存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民间信仰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宗教形态，它是指在各民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流行的，具有明显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宗教信仰。

　　民间信仰一般都宣传“有求必应”的思想，这对于信仰者是一个许诺。凡是有灵验的神庙、寺院，香火都会很旺，民众会不远千里去朝拜，这一方面是宗教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民众的期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信仰在中国的人世性质和民间信仰者的实用心理。民众出于实用心理信仰，靠实用的结果来维持信仰。民间俗语说的“逢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其用意也正在于时时处处向神表达其祈福攘灾的功利性要求。在同一种崇拜、同一种信仰、同一个祖先的认同下，年画对一个民族的统一和凝聚的作用超出了时空，跨越了地界，连接了各民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纽带，是任何武力、行政的力量所不能比拟的。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信仰作为民众的精神慰藉和寄托，承载着民众对崇拜者或信仰者的畏惧、祈求与期待，成就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忍耐力和修复力。当然也不能否认，民间信仰中存在着消极的迷信的成分和因素，如对科学的抵触心理、听天由命的世界观、巫术迷信对人精神的惑乱等等。由于中国古代重经验、重实用、轻理论、轻信仰、敬鬼神而远之的文化传统，使民间因实用而产生神的特点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特性之一。随着民间因需要而产生的神越来越多，中国民间信仰表现出强烈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呈现出因我需要而拜神的特点。

　　年画正是把艺术与世俗功利意愿相融合，才得以逐渐成为一种民间信仰的文化载体，这是年画艺术强有力的精神渊源。年画把求生、趋利、避灾的功利意愿寄托在种种被认为有神机妙用的自然物体或人为事物上，用隐喻、比拟、谐音、夸张等手法，把丰富的思想内涵以直观的物象表现出来。年画在风俗习惯上衍生出多种文化现象，在其表层表现为民俗的物化、行为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显形事象;它的深层则是人以及人组成的群体长期积淀而成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和观念模式，进而成为社会群体内部的精神诉求—信仰。

　　作为民间信仰载体的年画具有许多社会功能。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出现的，它具有伦理教化功能。年画也是如此。在有着古老版本的木版年画中，人物形象的逼真就让位于道德教化的目的，从对孝子的宣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文献中记载，这些孝子的年龄从8岁(吴猛)到70岁(老莱子与伯瑜)不等，但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却没有太大差别。这些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已经转变为一种单纯的符号，保留下来令今人回味的是谆谆的教化。可见，作为民间信仰的年画常常是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以一种无形的威严调节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有时能起到法律、法规所起不到的作用，维护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归根到底，民间信仰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民间信仰的多样性正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另外，在文化内在的精神追求即文化的核心上，年画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能为本国文化特性的保持提供一定的空间。

　　民间年画所蕴涵的民间信仰价值，体现了传统人文精神对人的关怀，能够抵制工具主义和狭隘的功利主义的盲目扩张。没有信仰也就没有自由。失去理性的信仰，失去终极关怀，人就会被各种假象所迷惑、所摆布。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明星崇拜之风，与许多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处于生活意义的根本匾乏之中有密切关系。一个没有理性信仰的人，很容易投人各种偶像的怀抱，以此来填充心灵的空虚，获得一种虚假的情感满足。盲目祟拜偶像符号，借以消除虚无感，使人成为偶像的奴仆，在文化工业制造的流行符号与大众情人的温柔诱捕之下丧失了个性自由，成为大众文化的傀儡。其实，生活之为生活，人之为人，本来就有不可侵犯的禁忌之地，有所畏惧，有所禁忌，人才能行之有耻，行之有度，才能保持人的尊严，才能建立生活的秩序。而现代生活的许多领域已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唤起人的敬畏，不再有任何神圣禁忌的律令。“如果没有领域的分裂，如果神圣遭劫，我们便只有欲望和自私的混乱，以及围绕人类道德之环的毁灭。"在一些人看来，人生就是梦魔，一切都是轮回，毫无意义而言。于是，耻言理想，嘲笑价值，消解崇高，游戏人生，“怎么都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哲学才会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大行其道。无所畏常常是可敬的，但有时也是可怕的。一个社会最可怕的就是有些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无所谓。无知者无畏，无耻者更无畏，意味着生活秩序的消除。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精于算计，将世界万物甚至包括人本身都当做手段或工具，把世间的一切关系都转变成赤裸的实用关系与金钱关系。“将一切不听命于冷漠运算的理性和不屈从于市场法则，即利润和成功法则的东西全委诸个人的私人爱好和不受约束的行为裁定……某些没有相应交换价值，人们为之真正一无所得的‘徒劳’的传统行为，诸如友善感激、对死者的关注、哀悼等，日益失去其社会力量和社会价值。"与此同时，世俗的规则可能打着维护国家利益与民众权益的旗号凌驾于民众之上，损害人民的利益而保护个别人的利益，执法犯法丧失了对法律的敬畏，成为权力腐败的保护伞。

　　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年画在民间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逐渐缩减。因此，如何理性认识年画的信仰价值，做好年画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年画资源的保护和发掘必须符合民俗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生成、演变与创造它的民众的文化需求息息相关。有些民俗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和生产方式的进步、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自然消亡，有些民俗则经过某些补充和完善，一直传承至今。民间信仰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调适，顺应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关公信仰为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关公是武圣，其神职是驱邪除恶、保护一方民众的平安。这与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民众生活动荡不安、需要祈求关公这样骁勇善战的武将来保护紧密相关。进人清代以后，关公被当作财神来崇拜并受到政府的册封，这与清朝从商群体扩大、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广大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担心遇到不测，希冀得到财神的保佑，于是，关公这位勇武的神灵被赋予兼有施财的神职。进人新时期以后，人们主要把关公当作财神祟拜，兼任保护神。有关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关公的信徒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的群体中。可以说，新时期的关公信仰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

　　年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复兴发展年画也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对于学界而言，年画所能提供的最贴近民众的、非组织行为的、几千年绵延不断的、甚至是没有系统发掘的民间信仰素材，将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承载方式，对这种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发掘，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年画艺术的思想内涵及审美价值与它的文化基础和节日环境相吻合，它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形式，又是这种文化精神的传播媒介。民俗在中国现代化大潮中淡化，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西方节日盛行，中国传统的春节年味越来越少，引起了有识者的忧虑。老百姓在呼唤自己的节日，中国民俗艺术要富有当代性。对民间艺术—年画不仅要抢救和保护，还要继承。我们要将年画生活化，让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带有年画特色，让年画融人生活，有意识地引导年画介人生活，让年画这个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为激励全国人民朝着共同目标努力奋斗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兴旺发达提供坚强的思想纽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民意基础和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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