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之既存，适履是基本的考量。削足适履故不可取，可是，面对既存者，如果不削足，那么，松与紧之间的难受，也只能忍之。振濂君此次之忍，一方面是作出了在展示方面的牺牲，因为一进展厅大门两侧那顶天立地巨作，看不到上面的部分，它被顶挂到了天花顶内的灯槽里面。如果要看到上面的字，一定要走到它的下面举头望之，而此时要想看到下面，又必须俯首。由此的另一方面，是牺牲了他自己学术理念中的最核心的内容——意义的追寻。

　　沈鹏先生非常赞赏振濂君为展览起的名字，“令人想到的不是‘名家’、‘精品’、‘代表作’之类用得滥熟的词语”。沈先生为振濂君写了一篇耐人寻味的“序”，是这一展览的非常好的导读。因为一般的人见到这个展览的题目，并不清楚“意义追寻”中的“意义”为何。沈先生说：“振濂的‘意义追寻’，从书法的视觉效应与可读性两个方面考察，两个方面都离不开传统，也都不能不与当前时代寻找契合点。巡视30年来的书法，振濂认为书法作为一门视觉艺术有了长足的推进，但是书法的文学、文献意义，还有很大的缺失。书法缺少可读性。要改变现状，远不能停留在技法的层面。当前书法还有很多的浅薄、躁动。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问题，以抒情为特征的书法十分需要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书法的可读性，实质上是书法家全面文化素养、精神人格的体现。它是个性的，失去了个性，不能获得真正的可读性。书法在振濂那里是特殊的对话用语。”

　　对于“意义追寻“，或许振濂君还有其他解读。可是，沈先生提到的可读性大概应该是其基本的内容。《射禽折枝图》等一批“金石题识录”，就是振濂君在“意义追寻”方面的努力，也弥补了沈鹏先生所指出的当代书法在文学、文献意义方面的缺失。说到读，又有如何读的问题。以《射禽折枝图》为例，这是汉代画像石中比较多见的图像，树下一着汉服的人拉弓指向上方树上的鸟。可是，振濂君将这幅本应是竖幅的作品横放，由下而上长成的这棵大树就成了从左至右出枝的一小折枝，人也就成了飘浮在空中的射者。由此，振濂君得出了始于宋时的“折枝”，“汉时即有之”（左侧题语）。显然，这里有误读的问题。如果存在误读中的谬误，那么，“停留在技法的层面”，再有高超的书法艺术，其书法的意义也丧失殆尽。在这里，振濂君给我们以思考，书法的“意义追寻”中的可读性，是一方面；如何读又是另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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