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图/徐晖铭

        长沙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就收藏文化而言，一直流传着“皇室文物藏故宫，出土文物看西安，民间文物现长沙”的说法。现在，正在长沙市博物馆举办的《长沙市首届民间收藏精品展》就引来省内外收藏家的兴趣。而在民国时期的老长沙，也曾出现过震惊中外的收藏热潮，不过，当时的热潮，却是畸形社会的反映  

        搜宝  五块钱收到谭延闿老爸的一副金眼镜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在老长沙的麻石街上，游走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一头用篾筐装着瓷器碗盏，担子另一头则用木盒盛装谷糖，他们边走边敲打弯铁板，发出叮叮嗑嗑的响声，向人家兑换破铜烂铁或旧棉絮、破衣服。  

        据1924年《大公报》记载，当时这群人已有一千余之多，称为碗担业，并在柑子园(今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附近)建有同业公会。  

        就是这群人，在清末民初，忽然发现他们的生意好做了起来，利润空间巨大。  

        原因是在清末民初，随着聚居在省城长沙的一些大家族开始衰落，他们中的一些遗老遗少嗜烟嗜赌，开始将祖先留下来的朝珠、官衣、蟒袍、玉带、扳指、翎管、顶子、烟壶等出售，最猛的竟有将祖先镇压太平天国时穿过的盔甲也当作破铜烂铁换钱。  

        于是，古玩业在晚清光绪十一年前后开始在长沙城内出现，曾经游街的部分善经营的碗担业从业人员，开始自己搞个四合院的门面，开起古玩店来。  

        在长沙城内要开好古玩店，必须熟悉最基本业务，就是要像现在的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梁小进一样，要知道长沙名人公馆在哪里。  

        因为到了清末民初，那些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兴盛起来的文臣武将家庭，在此时“皆是购进者少，卖出者多，变成古玩业的货源仓库”。因此，晚清民初长沙城内住的一些台面人物的家庭住处，是当时经营古玩业者所应当知道的。  

        比如曾国藩的公馆在小东街及小吴门浩园(即曾公祠，今中山东路湖南少儿图书馆所在)，曾国荃的宅子在府后街，后门就是今中山路红色剧院，刘松山宅在宝南街，左宗棠公馆在司马里，席宝田宅在织机街丰瀛里小瀛洲，李朝斌宅在苏家巷(今省粮食局内)，李星沅公馆在东庆街芋园，谭钟麟公馆在茅亭子，娄云庆大屋在文星桥，郭松林公馆在藩后街郭家巷，郭嵩焘的屋分别在六堆子和潮宗街，瞿鸿禨宅在寿星街，此外李续宾、李续宜、魏光焘、刘长佑、刘坤一、江忠源、彭玉麟、刘厚基、张百熙等清代大官僚在长沙城都各有公馆。

　　当年，做古玩生意、搞收藏的，不说出入这些大家族的院落中，至少也该围着这些名人故居打转转。 

        叶仲昌就是这样发财的，他跑到今营盘路五堆子前清大学士孙家鼐家，一次就收购锡器四五百斤。后来又在茅亭子前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家以5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副铜柄老花眼镜。当时叶仲昌拿到这副眼镜觉得不对头，这副铜柄眼镜竟有六两重，送往金店一验，结果是副赤金做的眼镜。而谭钟麟就是当年湖南省长谭延闿的老爸。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辉煌，这种辉煌在古玩收藏上自然会有反映，关键是识货的人，才更有发财的机会。 

        那时因为长沙城内宝贝多多，竟然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泰国，都有古玩商跑到长沙来搜宝贝、收宝贝。 

        不过对于大多数爱好收藏的文化人来说，他们是在抗日战争中，随着各大学的内迁才发现长沙收藏的丰富，这在常任侠的日记、吴宓的日记中都记载得一清二楚。 

        砸宝 一锤子砸掉价值几百亩田的伪品 

        玩收藏，就是要长有识货的慧眼一双，这双慧眼，既要能鉴别什么是值钱的宝贝，更要能鉴定所谓的宝贝是真还是假。 

        晚清民初，长沙“收藏之都”声名鹊起，外国人也跑到长沙文物一条街藩城堤、犁头街、东站路、走马楼选购古玩甚至是文物。 

        李芸青在《近百年来的长沙古玩业》一文中说，当年邹濂溪在藩城堤开了家邹茂昌古玩店，有洋水兵从湘江中的外国军舰上岸，到藩城堤购古玩，见该店陈设雅致，购物较多，但邹濂溪不通外语，在交易时，无法表达价格数字，他在与洋水兵纠缠价格时，洋水兵竟将口袋中的钱倾于铺台之上，以物示之，任邹自取。 

        古玩购销两旺，长沙收藏自然声名远扬，也自然会吸引大批制售假古董、假宝贝的人涌到长沙城里来。长沙市内的古玩商人自然步其后尘，起而仿制文物。 

        此时山东潍县生产的仿古铜器、樽鼎彝垒盘壶钟簋等等，在长沙城内的古玩市场应有尽有，重的铜器一二百斤，轻者几斤，上面镌有铭文或镏金镏银，还做出铜斑古绿，宛如真品。 

        江西景德镇则有人来长沙销售仿宋、明、清等名窑名瓷，当时就有人叹息“仿制逼真，不易鉴定”，据记载，这些仿品是由江西姜炳荣及李近山等从景德镇带到长沙销售的。 

        字画也有大量复制品，这些假字画，有的来自苏、杭、赣、鄂等省市，有的就由长沙画家画出。 

        苏州来的假字画，以青绿设色山水为最，举凡唐伯虎、仇十洲、文征明的假字画在长沙古玩市场很容易找到，仿扬州八怪的画品则以江西仿品最多，因当时蒋介石歇暑庐山，外宾委员众多。
　　长沙市中更混杂着大量仿宋朝苏、黄、米、蔡的字迹，诸葛亮的《出师表》最多。 

        这些弄虚作假的仿古字画及宣德炉等器物，居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当时，有些小康之家收购古玩字画，或者伪古玩字画，并非完全附庸风雅，而是为了现阔，所以对表面华贵的生活用物有所需求，这也促进了假文物假古玩的流行。 

        古玩在长沙被炒热，一些发了财的商人，也进入古玩业来炒市场。傅南轩，是民国长沙一位靠做钱铺起家的巨商。他对附庸风雅没有兴趣，但他知道做古玩生意，利可十倍、百倍。他于是“找了古玩业的廖瑞生以3000元买了一鎏金铜人骑马，约重9市两，经他带至上海，请由金财记之金从怡收购，得价11000元，由此尝到了甜头”，李芸青在《近百年来的长沙古玩业》中记载说，经傅南轩在上海出手的那个鎏金铜人骑马，傅南轩回长沙后，就“听人说，金从怡后来以20万元的价格售给了美国商人，而且金财记以此物图像，作其出口古玩商标”。 

        傅听了传闻后，很不甘心。回到湖南，他在长沙城内放言要收购大批古玩出口，“除请廖瑞松外，还增请了吴凤林为他大肆收购，要柴汝官哥定窑瓷，大明及康熙之五彩瓷，还要了历代大名家字画，要夏、商、周三代的铜器，由是吴、廖及同业多人到处搜罗，所收购诸物中，只有极少真品，如本土湖南某些名家的字画(何绍基对联等)、玉器等。” 

        当时人们提供给傅南轩的画作中，竟然还出现了三国莽将张飞所绘的美女图，因为据传说，三国时的张飞也会绘画，并且最爱画美人图。 

        傅南轩当时想做大买卖，他想要准备资金一百万至二百万元，凑足一万件以上古玩，直接运往欧美各国展销，真货掺着假货，好的“古玩”一时难以凑足，傅南轩只好边收边等，等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傅南轩才停止收购，其计划搁浅。而他所购进的古物，均存放于福胜祥记银号、春茂钱庄各处防空洞内，并经严密封闭，做了各种防备措施。不料，1944年长沙沦陷时，所有真真假假的古物竟被抢劫一空。 

        当年，因为假古玩实在太多，长沙古玩业中有位著名的经纪人杨克昌，竟然花了数千元买到一件假古董。杨克昌带着假古董到上海转手销售，结果在上海鉴定出为假古董，杨克昌大恼，想都没想，当着众人之面一锤子将伪品砸碎。 

        盗宝 文夕大火时长沙多出上百“土夫子” 

        长沙这座城市从战国时期筑城开始，两千多年来，城址一直没发生迁移，因而地下埋藏的古文物极其丰富。 

       古玩业日益兴盛的同时，民国二三十年代，长沙掀起了一股盗墓风。这些盗墓者被称为“土夫子”。 
  
        湖南文史馆员吴铭生曾在《文史拾遗》中撰文认为，土夫子，是长沙对卖黄泥为生者的俗称。“他们出生贫贱，没有文化，平日靠卖黄泥为生，每天拖着一部破旧铁轮板车，带着一把短锄头和一只篾畚箕，到附近山上去挖黄泥，卖给居民或酒楼作为煤块、煤球的黏合剂……最初，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山的下坡挖取黄泥，无意挖到一些唐宋墓葬中随葬的黄釉碗等……挖到一只古器就能赚几块光洋，真是费力不赚钱，赚钱不费力。此后，他们便不以卖黄泥来谋生，而以盗掘古墓的文物为职业，这样就在长沙出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土夫子’，并在东南北区形成盗墓团伙。” 

        吴铭生先生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却认为挖黄泥的并不是盗墓“土夫子”群体的主流人群。盗墓“土夫子”的主流人群，似为长沙窑户。 

        考察长沙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史，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长沙拆除城墙前后，当时长沙正在实施城市大扩张的计划，城市扩张最需要的就是建筑用的大量砖瓦土石，于是在长沙城郊出现了大量窑户，正是窑户的大量取土，使古墓暴露于外。 

        查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续记》中《长沙楚器发现纪略》，民国二十年(1931年)左右，长沙南北门外，“窑业赁地鋌埴为砖瓦，其地皆大小丘阜，绵亘殆二三十里，丘中多古墓……其初窑户取土，古墓自然流露，清墓无足注意，明至唐则有陶瓷之属，土夫持售于古玩商，得价甚微，数年后，平土之深者，有达四五公尺，则现砖穹古墓……是为汉冢……具金银铜铁至陶石诸器物……得价遂稍稍高矣，利之所在，乃加注意，深至六七公尺，黄土转变为灰白色泥，其质特黏，因欲求究竟，再深掘二公尺，露篾席裹木版，揭而视之，则为墓也，中有铜玉漆陶木革诸物，花文彩色，异于汉时，商人目为秦制，重值收买，而后土夫知有可图也。” 

        商人逐利，知道这种墓内文物流入古玩市场，尤其是运往上海，可以大获其利，所以“争贻多金以诱惑，动其盗墓之心……古物多被毁坏，亦楚代文化之一大损失也”。 

        然而事情并未由此而止，商承祚说，抗战军兴，长沙既遭火劫，百举皆废，停止建筑，窑突无烟，土夫旁皇，因以失业，遂五六人为一组，四处盗掘古墓。长沙古墓被破坏的情形至此令人心伤。 

        长沙古玩市场，于是继之前的没落官宦人家流出来的大量奢侈品外，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更多了不少楚汉文物。 

        长沙古墓被盗，有两个文化人深入到了盗墓现场，一个是美国人柯克思，一个就是商承祚。美国人柯克思当时在雅礼中学教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盗掘汉墓时“躬自参加”，“出入黝湿恶浊之墓穴，至忘寝食，每在墓中工作至子夜”，长沙一批珍贵楚汉文物最后就被柯克思带出了中国国门，造成中国文物的重大流失。柯克思并从蔡季襄手中骗走了珍贵的楚墓缯书。 
 
        柯克思后来将他在长沙获得的文物，在美国开了一个收藏展，并于1939年出了一本《中国长沙古物指南》小册，随后深入到长沙古墓中的商承祚亦为长沙古物办展，并撰有《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一中一西的这两本关于长沙古物的书，使长沙古文物展现在全世界人们的眼前，长沙宝贝闻名遐迩，然而，这种闻名却并不值得欣喜，因为长沙的这些宝贝是浸透在苦水中的，部分文物流失海外，有更多文物在月黑风高的盗掘之中遭受了重大破坏。这也是当时国势微弱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