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 /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　中国美术家协会　

　　浙江省文化厅　中国美术学院

　　承办 / 浙江美术馆　上海美术馆

　　时间 / 2009年11月3日—19日

　　展厅 / 浙江美术馆4、5、6号展厅

　卢坤峰谈方增先先生人物画

　我认为方先生是当今德艺双馨、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画大师，据我所见所知，新中国的新人物画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成就最高的仍然是方增先。解放后强调反映现实，刻画工农兵形象，中国画中最好的作品便是《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它们从构思到表现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讲起来现在的中青年画家可能不理解，当时搞创作有许多无形的限制和要求，内容形象要党委审查，艺术表现上要老教授认可，否则是拿不出去的。方先生的作品竟然从这两者的夹缝里脱颖而出，其难度可想而知。我还记得当时中国美协主席蔡若虹先生为《说红书》专门写了文章，在《美术》杂志上介绍推荐，这种情况也极为难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画出更好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新人物画发展的里程碑。

　　有不少好作品在“文革”中都被冲击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但我惊奇地发现，唯有《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和潘鹤先生的雕塑《艰苦岁月》平安无事，实在无懈可击。方先生“文革”后期的《艳阳天插图》到现在也同样站得住，这也不容易，“文革”中留下的作品站得住的实在不多，所以方先生作为新中国人物画家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他为中国新人物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若问为什么方先生如此成功，那当然不是无源之水，我想天才很重要，主观努力很需要，但还要客观条件。方先生读书工作的历程，是从彩墨画系到中国画系，经历了两个系的培育和磨练。他中西兼通，而且都有很高的水平，他那本《怎样画人物画》的技法书一版再版，影响至广至深，这类书以后就没有看到更好的。对诗词、书法、中国花鸟画，他也样样都行。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在方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黄宾虹、潘天寿等老前辈都还健在，他们相处多年，对他的艺术思想有重要的影响，这些老前辈也都曾给他具体指导，但那时还是建国初期，美术学院中普遍对中国文人画、花鸟画的积极意义缺乏认识，领导中存在着争议，情况十分复杂。方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冷静思考，认真实践，因此走上了正确的创作道路。我想，如果没有老前辈们，《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的画风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今天这一切都成为历史，有天才，有造型能力者故不乏其人，然而，黄宾虹、潘天寿没有了，至少后学者在笔墨上吃了大亏，搞中国画如果笔墨上不去基本上就没戏了。要一定说中国画造型和色彩能画得比西画还好是没有人相信的。所以，方先生的艺术成就，是他的天才，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的奇迹，不是偶然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的画风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的《艳阳天插图》，这一时期，方先生还画了不少优秀的肖像画，硕果累累。上世纪八十年代方先生调至上海以后，有几年专以白描为主。使传统的十八描之外又增添了“方氏白描”，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白描基本上不是“描”，而是写出来的，是方中见圆、中西融合、以中为主的新笔法。这种笔法有很强的表现力和很宽广的适应性，用于古代时装无不得心应手，用老的“十八描”画时装人物很困难，解放后大量连环画就是显证，凡是用传统描法的都显得单调无味，现在方先生的白描就大不一样。在线条的组织上、人物的夸张变化上、笔法趣味等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大有石刻的凝练沉着，也有古朴的文人画的余韵。尝试此类笔法者，也有一些人，但基本上都像钢笔画，粗点细点而已，与方先生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方氏白描便是新白描的高峰，同样能垂之久远，深广其用。方先生自己八十年代后的大创作，也和这类笔法血脉相联，如《母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家乡板凳龙》、《帐棚里的笑声》、《备茶》等，在画风上和《艳阳天》以前的创作明显地拉开了距离。这些晚期作品是方先生的新成就，不论是题材上还是画法上，都更为开阔，进入了一片新天地。那些纵横飞舞的意笔点画，也可以说是新白描的发展，加上干湿互用的大泼墨，新画风自然而成。这以后，不论大创作还是“小品画”，乃至“商品画”都旧貌换新颜了。然而，可贵者仍一望而知是中国画！为什么？那是因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根气，就包含在那些惨淡经营、纵横飞舞的笔墨之中，根本上是民族感情造成的。欲学者不必远求，要发诸内心——是否真正热爱中国的文化。在我与方先生的接触中，我感觉到，方先生学洋、用洋但从来不崇洋。潘天寿先生曾告诫我们：“不做洋奴才，不做笨子孙。”方先生已经做到了。

　　方先生后期的新创作，画风特别奔放而强烈，在物我两忘的自由王国里，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入了时代的潮流，重要的是他始终不放松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这种刻画有时在面部表情，有时在动态之中或两者皆有，因此能生动感人。而且当今不少新人物画都忽视了这一点。作者没有思想，对观众没有导向，您看它是什么都行。这是另类，是不可取的，即使偶而有人欣赏，那也是运气，不是成就。

　　总的看来，方先生上世纪80年以后的主要作品，水平绝不亚于前期，只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影响不同而已。在中国画的水墨领域里，他仍是领先的，同类的东西谁都不能胜过他。这是什么道理？谁也说不清，还得从他的作品当中去细读。我觉得方先生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不仅心中有古，眼中有洋，还在新的文化潮流中吸收了一些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无所谓的东西，经过提炼、升华充实了自己。既取法乎上，又取法乎下，和那些“空言上达而不下学”的人完全不同，所以，方先生能不断地取得新成就。不同的治学态度自有不同回报。

　　方先生作为一位成功的大画家，做人也有自己的品格，宠辱不惊，埋头作画，低调做人，有机会能为国家做点好事的时候，他也尽心尽力，卓有成效。他对专业精益求精，始终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对开个人画展和出版画集等一再推迟，这是谦虚，是清高，也是无奈。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满意的作品还不够多，总是孜孜不倦地追寻着什么，而不知其老之将至，年近80岁的方先生才着手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又让人作何感想？其实，这种心境不难理解，和米开朗哲罗晚年的心境是一样的，总觉得还有伟大的真正的艺术在前头向他招手。学无止境，壮心不已呵！看了方先生的作品，令人钦佩，也令人心情沉重，感到搞艺术可真太难了！要有大天才，要下苦功夫，要作出许多牺牲，还要天下太平，有社会条件。对个人而言，还要修身养性，使之健康长寿等，然后才可期于大成。急功好利、心情浮躁的人是永远和成功无缘的。历史要成就谁，要淘汰谁，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方先生是成功的典范，让我们共祝方先生画展胜利开幕，向方先生学习！[JF:Page]　

    众家评论摘要

　　冯　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方增先作为毕业于建国初期的第一批中国画专业人才，从事中国画创作、教学、研究半个多世纪，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人物画作品。在水墨人物画继承创新的实践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尤其是在人物画的基础造型、笔墨语言、艺术风格、学术理论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实践体系，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物画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为可贵的是，年逾七旬的方增先始终保持着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创新意识，勇于突破自我，善于弃旧图新，敢于求索求变，向着更高的艺术理想和学术境界攀登。[JF:Page]

　　许　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副主席）：从学理上，方先生是中西融合中守望传统，立足时代这样一条道路的代表；从画理上，他又是将写实性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性的写意精神相融合的代表。方增先先生开创了一条当代中国人物画别开生面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只有方增先才能在从写实体系转入笔墨自由的表现体系之时没有走向空泛。这条路既塑造方增先自己，也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变革创新提供了杰出的典范。方增先先生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是中国人物画当代变革的始终不渝的追索者。笔墨生命五十年，方增先先生以他不凡的生命激情来推进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和发展，催生自己的独特而丰满的笔墨世界。这个生命与笔墨交织在一起，纵贯五十多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风采，一个民族的使命和希望。

　　童中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方老师富有才情，更有历史和艺术责任感。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善于思考，全面吸收，探索求变，着力实践的结果。他谙熟解剖，画人物可以从头到脚，也可以从手、从脚开始。

　　他又关注、临习各种认为“有意思的”古代山水、花鸟，还临过壁画，并且触及彩陶、画像石、剪纸、皮影……当然，他也注意西方绘画的形式、色彩、构成等，最终纳入他的“结构造型”。

　　方老师的努力，传达出中国文化的一个信息，或者说生命机制：因情顺势，不变而变；有能力吸收消纳而应于万变，仍保持其独立的性格。

　　吴永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从学术角度言，应将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人物画新风的方增先、周昌谷、李震坚3位老师准确定位为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奠基人或开创者，只是因了艺术评论时的称谓之便，加上地域因素而约定俗成地称作“浙派人物画”。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3位老师的艺术成就已经领先全国，学术影响也遍及全国。建国以来，中国画艺术领域内最为世人瞩目和认可的成就应是以3位老师为代表的“浙江人物画”及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与学术影响。

　　还要强调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方老师在人物画基础教学的素描写生课程中就开始了减弱直至去除西画明暗因素，强调以表现结构为主的崭新的教学实验，大家称为“结构素描”或“专业素描”。这一成功的试验，是我们美院中国画系弥足珍贵的教学成果，应该永远珍惜。

　　刘国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增先领军的浙派人物画里面，如果现在我们排排座可以排出5个人来，但是方增先先生无疑是浙派人物画的代表。所以如果说某种程度上将浙派人物画称作为方派也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成就及巨大影响是没有办法否认的，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个是蒋兆和，第二个是黄胄，第三个是方增先。这是长期影响了中国美术历史的，当然还有像关良，那是属于比较边缘，我们主要是看这三个，这三个年龄有差异，里面方增先先生属于比较年轻。我觉得方增先先生更具有教学家的特色。方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物画家，也是非常好的教育家，因为他更深地影响了我们的绘画，蒋兆和也影响，黄胄也影响，但是方先生建立了绘画体系，所以他影响更深了。

　　方先生是学院里面毕业的学者型画家，一个教育家画画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他必须做到每一步有出处。但是从今天的画展，我看他解放了，他没有任何的负担，所以这里面一个更奔放、真实的方增先先生出来了。但是，传世之作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希望方增先是不是在有生之年能够画出更伟大的作品来。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方先生令我很感动是70多岁了还是那么生机勃勃，那种激越的情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我觉得年轻才好，我情愿不要老的成熟。

　　吴山明（浙江省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总的来讲，浙派人物画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就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时代特征。浙派人物画虽然是学院派，但在全国来讲都是有示范意义的，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全国各地多多少少吸收了浙派的一些优点，往往也以浙派来作衡量。假如没有我们这个标杆的话，怎么继承传统，怎么创新，可能会比较乱，可能一些画不像中国画，而有一些画会太保守。浙派人物画这个标杆性是它对中国人物画最大的贡献。浙派人物画尽可能地利用传统元素，然后造型又是很准确的，这个看看挺简单的，但实际上这两种结合是比较难的，所以浙派一直处于难题当中。这其中，方老师在解决这个难题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浙派是学院派，他完全在学院里面形成的。谈浙派首先要和教学联系起来讲，谈方老师也是不能离开教学的，方老师教学最大的贡献是提倡了结构素描，方老师的素描教学整个理顺了我们美院中国人物画的教学体系。后来的意笔线描、课堂写生、课外写生，包括后来的速写、默写跟慢写结合三写结合这套体系都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这是他在基础教学上的贡献，这种方法是他比较早敏感到的。到现在为止中国画素描还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而且形成一种格局。虽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做，顾老师等也参与的，但这方面方老师的贡献是主要的。

　　再一个是方老师的创作和实际生活的关系。他对社会生活存在的状态比较敏感，他也一直琢磨着怎么把生活中最生动的瞬间拿到创作里来。他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拖拉机手》等一批优秀的创作在主题的确立、题材的选择、瞬间人物动态的典型性等方面做到了当年的高峰，对全国的人物画创作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还有一点，是我很佩服方老师的，就是他不满足于自己原先辉煌过的东西。一个画家要抛弃原来人家肯定的东西、当初辉煌过的东西是很难的。方老师竟然把自己那么好的水墨抛弃掉一个阶段，画了一个阶段的细线，现在又把细线抛弃掉，换皴法，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这辈好好学习的地方。

　　汤哲明（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博士）：在曾经席卷全国的这场人物画变革大潮中，从徐悲鸿到蒋兆和，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以西画素描与传统水墨画相结合的课题，如徐悲鸿创造出以素描结合白描刻画人物的手法，蒋兆和开创出以水墨表现素描块面的技法，都成为这场艺术变革浪潮中的里程碑。方增先的意义在于他广泛吸取了传统文人画的表现手法。解决了以往写实人物画在光影、结构与笔墨处理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他根据民族绘画形式的特点，变革了舶来的西方素描，令之适合于传统写意笔墨的表现。由他探索出的这套素描方法，至今仍影响着参加美术考试的莘莘学子。

　　方增先变革素描的关键，在于强调“背”，背结构、背骨骼，借此达到随心所欲地以笔墨“造”型的目的。方增先所强调的“背”，其创新之处在于不仅着眼于造型，而更注重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笔墨的自由表现力，发挥笔墨的随意性、机趣性和生发性。因而，作为当时新派人物画家，方增先做到了像传统花鸟、山水画家那样，在熟练地把握对象形体的前提下随心所欲地挥洒笔墨。

　　方增先融合素描的新人物画，因此既获得了传统中国画家，也获得了致力于创新人物画家的普遍认可，随着《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等一批代表作的横空出世，此一画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影响了周思聪、卢沉、刘文西、冯远等一大批后起的画坛健将。方增先的新人物画，因而也被著名理论家蔡若虹论为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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