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川

　　黄明川，台大法律系毕业，台湾当代独立制片的倡议旗手。剧情片《西部来的人》、《宝岛大梦》、《破轮胎》先后获夏威夷国际影展、金马奖影展等国内外奖项肯定。长期聚焦于艺术纪录片的拍摄，策划《台湾诗人一百影音计划》、《装置艺术十年》、台湾各地艺术节庆纪录片、四位本土小说家专辑等系列纪录片。2003年艺术纪录片《解放前卫》获第一届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视觉艺术奖」首奖。曾任台湾地区“国艺会董事”、台湾地区“国家电影资料馆之电影基金会”董事、台新艺术奖之视觉艺术奖国际决选主席、公共电视基金会董事、2008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长片竞赛评审、中华电视公司董事。 现任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搜狐文化：您一直在一线直接创作工作，后来想去做一些基金会的群众方面的工作，当时最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黄明川：这个也是非常戏剧性，我本来拍了20年的纪录片。我拍的对象就是视觉艺术的工作者，要不然就是作家、诗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是在做服务工作。拍影片是很繁重的行政任务，所有的行政、旅行、人士安排，还有台湾非常复杂的工作环境、控制。同样这些人在许多场次都会出现拍同样的事情很不容易。我并不对行政业务流程陌生，再来我在当董事长之前也被选拔过一次，六七年前被选拔出来担任过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对于当时的业务我也提出很多想法，所以我了解。后来在新的董事会里面我算

　　是非常少数当过以前的董事的，它是一个竞争的场合，有两位提出他的选举报告，当然不是这样讲了，施政纲领政见，之后我就被选上了这样子。

　　搜狐文化：这是您当初做那些影像纪录工作时最主要的考虑是什么？您之前是在美国做摄影工作，后来回到台湾去做这个，感觉偏后台的记录工作。

　　黄明川：是这样的，其实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想当个画家，家里都不许，那个时代很保守。我年纪已经超过50了，在我的年代里面台湾仍旧是现代工业刚起步，我的家乡农业为主，想当一个艺术家很困难，尤其后来我又考上一个有名学校的法律系，更是要转向当艺术难上加难。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没办法成为一个艺术家，加上我出国以后，虽然大学时代努力想去学习，一边学法律一边画画，可是终究还是没办法跟专业的学生比。出国以后才发觉我喜爱的是比较会动的框框也就是说影像，有声音有故事在走动的，而不是一个油画完全都不动的图形。我回到台湾就想去干干看，放弃了美国的事业，我在纽约有一个摄影棚，专门给老美拍照片，是这样一路走来。当我没办法成为艺术家的时候就很羡慕艺术家，那时候兴起的户外装饰艺术，有一些东西观念非常强，也很新鲜，很能够感动我，我就记录。那个时代数位数码还没有起家，摄影机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今年很难想象艺术家很难记录自己，于是我变成第三者把他们记录下来。有这样一个90年代的关系，我就一路走下来，最后变成唯一在做艺术文学比较专业一点的导演。我90年才开始做的。

　　搜狐文化：现在还开始做吗？

　　黄明川：基金会董事长的工作也还在做，也跑外交到国际去交流，内部的设计案每年都有1500件以上，压力是很重的，所以要做繁复的工作。

　　搜狐文化：虽然之前做偏记录方面的工作，但是对台湾电影对于整个整体还是有一个观察，在您看来今天台湾的一种影业处于比较萧条的状态，那么作为一个工业或者作为文化未来的可能性您觉得会有哪种可能？

　　黄明川：台湾电影一直跟其它地方的电影有同样的经验，就是它到底是文化呢还是一个工业还是一个商业产品，这个辩驳或者说吵闹也好，一直都在被讨论，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你也看得到台湾在电影的业务现在不在文件会在新闻局，因为以前影片是拿来宣传的。到今天台湾尽管有一段时间卖得非常好的商业电影，出走的出走，交给年轻的就交给年轻去拍了，有些年轻人拍了一两部就不再拍了，《海角7号》绝无仅有。成功的例子是不是能再次？我们也在观察，是不是有成功的第二部片子、第三部片子。如果它的成功就意味着还有机会，如果不成功我们可以想像新电影的趋势大概就是这样。

　　不过过去20年很明显，从大概80年代末期台湾新兴的最明显的影音力量是纪录片，电影界的人都同意，纪录片是在新电影之后台湾最重要的影音媒体，因为它的速度很快，记录层面分化，尤其2000年之后多元化，八九年那五六年的年头里面我们看到的题目大概都是拍摄一些边缘、穷困以及孤苦伶仃的社会受难的苦难者，我不会去拍那些，我对那些不熟悉，我对很少人注意的文学家、艺术家的部分我给予关心。所以可以看到有人拍体育，有些人拍少数族群台湾叫原住民，这些领域都有很多专心的家伙。多元化是2000年之后的一个现象，台湾在更开放更活泼的大环境底下鼓励人们走出他自己，纪录片不是一个客观的媒体，纪录片也不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该拍什么就拍什么，你有什么话要说，纪录片很快，因为数码技术的便捷人人可以成为摄影师，我想这个更加速纪录片在台湾的影响力。

　　搜狐文化：据我所知有一些纪录片也进入了院线，是吗？

　　黄明川：是的，有好几部进院线还赚到钱。记录台湾最严重的9.21大地震，有一部片子叫《生命》赚了非常多的钱，其它一两部也蛮顺利。不过这不是一个定律，这不容易。你知道在院线要成功，在那一阵子的社会条件要具备，如果那时候没有对大地震的缅怀心情，今天再去看，没有人要去看。

　　搜狐文化：没有外界舆论环境的配合，大家没有理由去影院看这样一部影片。

　　黄明川：院线就是尤其在台湾这么小的市场，如果要整个要启动需要一个特殊的特定的环境来支撑。

　　搜狐文化：现在大陆的电影原来其实跟台湾在90年代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它比较偏向于一种文化形态了，除了政府有一些资金去支持，那些导演也基本上像是去参加电影节的导演，他们的影片已经向好莱坞，包括香港的类型影片偏向于投降的一种状态。但是在2000年以后包括之前的艺术片导演张艺谋大肆拍一些商业电影、类型电影，搞得现在的票房非常好，因为院线在不断扩容，增加了很多块屏幕，好像中国的民众现在也有了到电影院去消费电影的非常好的习惯，现在票房不断刷新。最近的《建国大业》超过4亿的票房。我看电影很多年，看的电影比较多，有几千部，但是感觉他们电影的水准，无论作为剧情片那个水准都是比较粗糙的不是很理想。您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话，您对当前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对整个行业会有哪些方面的忠告或者建议？

　　黄明川：我想年轻观众是一个指标了，年轻观众已经远远脱离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建国的这些理念以及父辈给予他们的影响，因此他们在观看电影或者文学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没有负担的。那么很可能他也不想要有负担，因此比较轻松或者讲得很清楚但是不要给他们有一些人文压力的影片反而是他们比较喜欢的，这一部分很明显反映在票房上面，我可以这样讲。一方面在整个中国的排放以及商业兴盛的基本条件下，多元一定会产生，就是说不会只有一种电影风格被显现。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会有剧烈的心理抉择上面的困难，尤其对制片人对导演来讲，要求高度品质的观众，有时候会在新的阶段里面不太能够适应，不过这是必然的。好莱坞在台湾的眼光里面绝大部分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拍了很多低成本快速的当代剧，但是没有办法在台湾市场上映。但是在美国的DVD市场很活跃，看那种片子的人很多很多，光是拍那部分就可以养那部影片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光盘市场就可以活下来。因此像这么巨大的中国市场，多元化跟多方向的发展会更剧烈，可能不止听提到的这两个很单纯的工业化，里面还有更多的将来的幽默喜剧会让未来更年轻的族群所喜爱，我们看到韩国的发展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JF:Page]　搜狐文化：是否考虑将来把一部分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像詹宏志、郝明义。

　　黄明川：台湾有很多表演艺术家赖声川在北京，还有唱神州腔的那个王新鲜，有在台湾也在两岸受到欢迎。我想有共识的部分有重叠的部分一定会发展开来。上回我有一个朋友说要不要到北京去发展，有朋友在那边当导演开奔驰，在台湾当纪录片导演只能开一个烂车子，那个朋友拍高山生活，卖给中国所有的电视台这样就发了。我想这个市场是蛮迷人的，但是我的了解还是相当得浅薄，怕短时间也是很难。

　　搜狐文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大陆在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上，之前文化上一直比较闭塞或者说是79年以后刚开始的时候新经济，现在它开始政府的预算和拨款比较强大的资金去支持对外引入文化以及对内支持本土的文化发展，再有一部分政府直接用资金去对外推广，之前推广传统的艺术，但现在又开始推广当代艺术，实际政府也不懂那些人在画什么东西，现在给他们很多钱，比如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都是文化部的费用在支持，包括很多艺术节现在中国都会作为一个主宾国，这方面非常多。对于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它必然会挤压，在客观上会去挤压传统上在国际上比较有代表中国为符号的比如台湾、香港甚至新加坡，以前大家理解通过这些地方去理解中国的传统或者在今天的华人文化，今天可能大陆的影响比较大。这种背景之下您觉得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它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应对措施以及利用过去的优势在新的传播环境之中继续保持它的领先地位？

　　黄明川：我看过798，他么中国在新文华的强大这一块确实正如您讲的，挤压了亚洲或者是吸纳了亚洲其他区块的人才进到市场，有利有弊，美国的大市场是不是能够容纳全世界？

　　也不一定。如果你的艺术品能够在那样的文化里面被吸收被接受的话，那么接受就很快，如果不能的话就很难说，就是这样简单的意思。如果说整个市场的需求，比如我们说中国的收藏家很喜欢收藏香港或者台湾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那么这个瓷器力量会很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刻。我有一次去上海参加艺术博览会，2007年，现场那么多优秀的著名的画廊展示，相当好的艺术家展品也非常多，没有一件可以被中国的收藏家收藏。我们不晓得将来这个开放性跟吸纳外国艺术品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如果可以改变的话，中国很可怕的强，就是它没有那么排挤的情况下很自然会有更大的能量散发出来，那时候的影响力会更强。自己艺术家的面目会更被认同，现在像您讲的后文化大革命的这些面目依旧支配着视觉艺术的基调，他么对于周边的亚洲的已经开放很久的社会看到的时候很希望它能够再更多一点观点，不必全然所有的艺术主题都在政治方面，有更开阔的自在的生活的方面，那部分也是人性很重要的部分。那个领域一旦打开来，一种共享的经济圈会形成。

　　搜狐文化：其实在绘画艺术领域您说的后革命的一种状态比较严重，可能是因为那些艺术家在成长的时候还处于文革期间，现在70年代1970年以后出生的甚至现在1990年代大概有很多艺术院校学府每年往输送大量的新鲜血液，他们的毕业作品进入到市场当中去。

　　黄明川：太快了。

　　搜狐文化：很多买家包括台湾的买家把全场的东西都买下来，因为价格便宜再看这里面几十个人了面哪怕一两个人将来能够比较成功就能够有比较好的收益。

　　黄明川：我们要小心这种炒作，如果炒作碰到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全部崩盘。刚才我没有回答到的一个问题，周边的这些国家经过长期的你说资本主义也好排放社会的条件的启发也好，这个认同很强，所以有一定的恐惧，一方面想要合作进场，另外一方面又怕完全被吸纳而变成无形，所以这方面的调试，就像香港今天到底怎么样去找到它自己可能比台湾还紧张。

　　搜狐文化：因为现在是特区嘛。

　　黄明川：对，所以我们不晓得50年后会怎么样，但是退一步都是要先安顿自己的心灵，确认我跟你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的存在有一种价值，他么你会来欣赏我的文化。但这方面尤其是我们做艺术行政管理的人，视觉性要很高，因为正是你要给予艺术家们教育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来申请得到奖助，正因为体带出了什么样的自信，这个自信不止是你个

　　人，比如把香港或者台湾这个虚幻的世界表现在作品里面。这一块永远在跟彼此的市场的争夺里面有一种拉扯，当然很多人能够适应，能够适应的人都是很悠悠地把这块表达出来拥有市场，不行的人不但自己表达得不好市场也没办法拥有。整个大趋势的发展里面，有这些元素在支配着创作。

　　搜狐文化：这次ACCF会议上我们看到参加的其实最多派出人员的是大陆，而且最高文化领域的最高长官部长携十几个省市的最高文化长官一起来参加，我看到其它地区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特别重视，都是一些领事或者怎样。这里面描述出一个信号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大陆对于它的文化方面跟其它领域一样是很咄咄逼人的，他之所以很重视来参加这个活动希望跟别人了解更多，以便于接下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黄明川：文化方面的事务很细腻，如何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有时候外来的讯息尤其你在农村里面看到周围的讯息你是会晕头转向的，这个很明显，怎么样让他们吸收正确，然后走出一个可行的道路来，不要画了一大堆画都是都市人没办法欣赏，你去卖给谁啊？我的意思在这里。一方面培养他自己比如刚才提到的农村文化的自信，走出来。像台湾很多朴质艺术家没有受到都会的污染，没有受到西洋艺术理论的营养，像弘通好几位都很成功，那个道理就在此。看到都会的时候依然显示自己而不觉得害羞落伍，让别人看到学了一辈子的西洋艺术居然赶不上你一张画，这种较劲必须是行政工作者，尤其今天大家普遍受大学教育这是台湾给予的启示，你不见得需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才能成就艺术，经由自己的生命生活养成经验找到可贵的得到珍贵的独树一帜的经验是非常得重要。

　　搜狐文化：最近台北在举行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的联展，马英九上台之后台湾和大陆的交流应当是比以前更加得融洽，那么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中，像台湾会不会举办类似ACCF，香港政府举办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是想在两岸三地当中争取占一点主导权，台湾会不会做这方面的尝试？

　　黄明川：我不晓得你去过台北参加过台北举办的很多论坛没有，类似ACCF的这种论坛在台北已经很多次很多年了，我也在去年参加台北艺术大学两岸文化管理论坛的搜狐文化，大陆这边也派出很多相当高级的官员跟主管，表演团队比如上海的表演艺术团队、北京艺术团队都来了，这种交流很多。事实上最近因为来这边我没办法参加另外一场台北现在举办的国际两岸同时举行的文化论坛、原创展，这种东西一直每个月都有，所以也许您陌生了。台湾这一块一直都没有缺席。

　　但是就我这样的观察，怎么讲呢，就是说像我们这次也是分成很多天很多区块，也许台湾没有这样一起都起来有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化的论坛。但是双方或者说两岸或者学术性的原创文化交流、文化管理的论坛非常多，不管从政府或者是县市，县市也在竞逐领导权跟预算，学校以及基金会不是我们，我们不办活动，都在做这些事情。你也知道你办了你就有发言权，你就有声音你就见报，在商业化这么浓厚的社会体系里面大家都在角逐。

• 推荐关键字：黄明川 艺术 政治
• 收藏此页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