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它说：The More!

　　一切物在物权(物所当然)中保持为开放的容器。

　　作为此容器的一个理想的模型，The More 所要求的并非信仰与拜物，而是加补。

　　问：“无常”和“机缘”在你的作品中有多重要?

　　吴：这取决于物质的因果关系。假如机缘为“因”，而万物皆有“果”，那么人生便不存在机缘。当机缘变为事实之际，悲剧也由此产生。我在创作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加补”方式。我以加法取代了机缘。若再无加补余地，则意味着已到达终点。至于无常，道理也一样。

　　吴山专与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

　　展览链接：“物权09复数”吴山专和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展　　

　　9月8日，“物权09复数”即将在沪申画廊展出。这个展览中所展现的，是吴山专与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的合作，是这两位岛民(来自舟山和冰岛)的共同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结合，也汇聚了国内和海外两个体制、两种情境“之间”的生活经验，以及从这种相异的经验出发对于世界的不同解读。吴山专与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不止是合作者，而且是对话者。吴的极端复杂，英格的极端纯粹，构成了一种思想上相生相克的关系。如同张颂仁(CHANG Tsong-zung)所说：英格对吴，或吴对英格，是一种相对的“镜化”关系，镜里反映的“问号”是各自的“反向面”。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中，吴山专可以说是最难解码的一位。他把自己界定为罪犯、中间人、观光者与劳动力，从而他所创造的，也就不是既定的艺术作品，而是“吴的物”——Wu’s Things。从1990年代初的大量“吴的物”中，我们看到一种全面开放与“超越尺度”的欲望，以及一种对数学和逻辑的沉迷，这使他的作品展露出一种奇特的真理感。对于我们这个被各种信仰与规则主导着的族类来说，这是一种“掺沙子”的真理。吴山专常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而他这堆无用的热情的用处，就在于不断地去发现“无用的真理”。20多年来，吴山专用伪字、物权、单性、二手水、观光者信息、完美的括号、鸟先于和平……这一切“无用的真理”编织起他的个体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经验系统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吴山专的工作超出了艺术史的意义，他是一位“世界观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超出寻常的复杂性使我们放弃使用观看、凝视、体验之类的字眼——面对吴山专，我们更需要的是“阅读”。面对中国当代艺术族群中所产生的最复杂费解的事物，这种阅读是自发的和长期的，因为吴山专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一阅读又是边缘的和隐蔽的。

　　在1990年与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结识后，吴的这种复杂性变得日趋澄澈起来。托斯朵蒂尔坚持在1992年创办“雷神女儿粉化服务”，坚持不懈地把各种事物磨成粉末。通过“粉化”，英格不仅用一以贯之的极端态度消灭了“物”的现成身份，而且以一种寂灭的方式达成了与世间万象的和解。正是这种简洁直接的姿态，使此后吴与英格的合作具有了复杂性与纯粹性之间的奇特张力。

　　长期以来，吴山专与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的工作只是隐藏在文件夹中数以万计的不为人知的草稿。2008年6月，广东美术馆举办《吴山专(但仍然是红的)，国际红色幽默》，吴与英格的秘密逐渐流露出冰山一角。这个展览被ART FORUM杂志评为该年度亚洲最优秀的个展之一。然而，他们的真正意义，他们对于智性与经验做出的启发和贡献，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人们还缺乏必要的认识。

　　在吴与英格身上，隐藏着观念艺术的终极秘密。在这个观念艺术受到普遍反思的时代，他们的工作展露出观念的活力和思想的力量。他们不是视觉奇观的制造者，而是真理、命题的颠覆者和发现者，同时还是意识形态的伪造者。从批判性来说，吴与英格对于艺术家、艺术作品及其工作环境的反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肃、深刻的;就创造力而论，他们就像发电机的正负两极，不断激荡出思想与观念的火花，通过对世界深刻而奇特的解读，反复挑战着创世的神学与政治。

　　物权

　　作为2008年广东美术馆大展之后的第一个专题展示，本次展览以“物权”为中心，旨在展现吴山专与英格围绕“物权”这一命题所创作的一系列最新作品。

　　1995年，吴与英格将《人权宣言》批改为《物权宣言》，把“物”从“人对物的沙文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塬处”。作为吴山专与英格庞大的思考与创作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物权”并非人权的相似物，更不是人所熟知的财产权，而恰恰是其反面。“物权”要陈述的不是物作为物自身的权利，因为在《物权》中，自由=超越尺度，而权利=物所当然。

　　“物权”对“人权”的贡献不止于提供一个反思与批判的维度，而是一种增补，用吴山专本人的话说，就是“给人权以开放的容量”。对吴与英格来说，人权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容器，在《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这种天命式规定的基础——人性，其本身的设定是封闭的。经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当代学者的拆解，近代人权观念的局限性已逐渐浮出水面，最近20年来，当代哲学也始终在尝试着为人的政治生活设立一个新的画面。而吴与英格所提供的却是一种最直接的方法：The More。一切物在物权(物所当然)中保持为开放的容器，作为此容器的一个理想的模型，The More 所要求的并非信仰与拜物，而是加补。The More就是更多，它导出的是一种本质性的复数状态，使系统成为复数——或许，民主的最基本形式就在于这微小的复数。

　　国际红色幽默俱乐部

　　1985年，吴山专创办“国际红色幽默”俱乐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给现行制度注入一种社会快乐”。“国际红色幽默”，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对于政治这一议题的最深刻表述，他的工作呈现为一种个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他的作品为观念艺术开辟了新的篇章。

　　“国际红色幽默”俱乐部不是一个实体的会所或者团体，它是一系列艺术与社会观念的集合，汇聚了令人着迷的幽默与机锋、自发的反形而上学行动、对日常政治的细微洞察、对不可见的权力系统的敏感以及对于民主的最基本状态的坚持。“红色幽默”是一种思想的姿态，汇集了草根智慧、思想实验与当代艺术的荒诞精神，如同一种迷人的思想瘟疫。红色幽默俱乐部的成员是所有进入这一思想领域的人，他们都是这些观念和作品的认知者、参与者和物证。

　　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在展览期间，外滩叁号的整个建筑空间，将作为“国际红色幽默俱乐部”的一个隐喻性空间，一个概念上的“临时俱乐部”。吴山专“国际红色幽默俱乐部”日程安排“国际红色幽默俱乐部”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观念中的集合。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在外滩这个国际资本的汇聚之地，在叁号这个代表着中国最时尚、奢华的场所中，国际红色幽默将以其迷人的智慧与机锋成为最引人遐思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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