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知道那些春风得意、画价不断飚升的画坛大腕们目前最烦心的事情是什么，我告诉你：其中之一是当面卖他的假画，而且还让他无法制止。

　　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些画坛大腕诉苦：我们这些画画的可怜哪！明知卖的是自己的假画，还管不了。

　　卖假画和卖假烟、假酒、假酱油还不一样，它主要靠主观判断而没有量化的检测标准。画家向拍卖行反映：某幅冠以自己名字的作品是假画。拍卖行可以拿出专家和权威机构的鉴定：不对，是真的。画家说，难道我自己的画还能看错吗？拍卖行说：这很难讲，齐白石就曾经把自己的画认错了呢！

　　这就难办了，打官司也不能自己说了算，也要专家和权威机构的鉴定哪！既然司法途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怎么办？

　　国外有没有卖假画的？也有。但是主观故意的确实不多，因为售假的成本太高，一个画廊被证实故意售假，那你声誉扫地，以后就别想在行内混了。

　　我们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法律途径提高售假的风险和成本。但是，它必须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提高民众，包括专家对出售假画在道德上的义愤度。

　　在国内，人们对售假画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对售假药、卖毒米那么强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像孔乙己说偷书不为偷一样，售假画的故事在民间常常只是一个与己无关的谈资。

　　这是有深层原因的。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泛兵法的社会，做什么都如同用兵：做生意，叫商战；学术讨论，叫笔战；两人辩论，叫舌战；连学生高考，都叫“大战六月”……所谓兵法，讲究的是谋略、计策，其中的核心就是“兵不厌诈”。中国最典型的计谋：“空城计”“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些分析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隐藏真相，制造假象，混淆视线，欺骗对手。

　　这些以谋略计策组成的兵法是中国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如果超出边界，广泛地用在非敌对的人与人关系中，那也会带来麻烦，至少把人弄得不够单纯，互相防范猜忌，十分辛苦。

　　“假”一旦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化的策略，带来的结果是，大家明知是假，但是变得不敏感、不义愤，甚至从策略的角度上还可能表示认同。例如，过去许多单位规定，只有已婚者才能分房子，许多未婚者为了得到房子不惜花点钱，搞假结婚。这些事，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只要见到结婚证，大家也就认了。这一认不要紧，把那些认真的人给坑了。结果，认真的人得不到鼓励，造假的却占了便宜，这是制度设计逼人造假。一个社会如果允许这种造假现象存在，还有诚信可言吗？

　　在“文革”期间，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尼克松访华，参观菜市场，水池里满是平日见不到的鲜鱼，但就是没人敢买。正在尴尬之际，一女工上前买了两条，没有让市场繁荣的假象穿帮。在那个年代，女工的大胆机智，几乎成了一个英雄，也受到一致称赞。人们有没有想过，菜市场的假卖、假买和社会上的假结婚、假离婚、假文凭、假证明有什么联系？其实它们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果女工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今天有人作假画，就有专家得了好处违心地做鉴定，拍卖行就可以为了利益公然拍假画。

　　所以，要打假，除了要有好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对任何假东西的道德义愤——真和假，是与非，黑白分明，形同冰炭；假的就是假的，不可以变通，不可以模棱两可。只有这样，才可能告别鲁迅说的那种“瞒和骗的社会”。

　　（作者系深圳雕塑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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