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藏书印记，以藏书章为正统。

    与藏书票异曲同工的藏书章、收藏印，在中国已有悠久历史，早在春秋时代已产生“印章”。唐宋之时，线装的书籍出现，文人墨客便在私藏书中印下私章、别号、书斋、堂名的藏书印章，风习流传至今不衰。

    藏书票之风生水起

    海内绘制藏书票之风，始自民国时期。

    1914年的《关祖章藏书票》，被认为是国人最早制作或使用的藏书票。上世纪30年代，鲁迅大力倡导新兴版画运动，藏书票亦由此引起国人更多关注。叶灵凤曾撰有《藏书票之话》一文发表于1933年的《现代》，此后，他又设计自用藏书票，灰纸上拓印黑版，“灵凤藏书”红色文字，意蕴流动，端庄得体。此外，梁思成设计的清华毕业纪念册藏书票、施蛰存设计的《褐木庐藏书票》等，均系我国较早出现的藏书票。

    而海内藏书票制作的真正兴起，却源于一水之隔的东瀛。

    14世纪，欧洲文艺美术风潮在日本大盛，藏书票也作为新奇的艺术事物为日本艺术家藏书家所重，并融之以日本传统艺术审美语言，形成别具一格的东洋风格藏书票。此后日本成立藏书票协会，并发行刊物。这些充满浓郁东方风韵的刊物与被誉为日本“藏书票圣经”的《藏书票史话》(斋藤昌三著)，不仅在日本国内深受欢迎，也在隔海的中国内陆泛起阵阵涟漪。

    1934年，李桦创办了现代版画会，与赖少其、刘仑、唐英伟等人出版手印本《现代版画》丛刊，与日本的创作木刻会、白与黑社互有联系，互换作品。由此得以了解日本木刻藏书票。1935年5月《现代版画》第九期内发表有12张藏书票作品，成为我国首部藏书票原作拓印本，现均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1937年，日本佐藤米次郎《趣味的藏书票》内收李桦、陈仲纲、唐英伟、潘业、刘仑原作共9张，为我国藏书票艺术首度国际交流。

    民国藏书票之盛，绝非昙花一现。

    此后即使历经多年战争的烽火动荡，文化革命的压制迫害，藏书票艺术依旧于上世纪80年代复兴，并蓬勃愈盛，呈星火燎原之势。

    1983年第八届全国版画展览会上，梁栋、王叠泉、蒋志林的三组藏书票入选，并编入1984年的《中国版画年鉴》中，从此藏书票艺术正式载入史册。

    1984年3月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同年8月中国16位版画家的56幅藏书票作品，首次参加于德国举行的第20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

    1985年2月“中国版画藏书票展览”在香港举行，同年3月在北京举办中日版画藏书票联展……

    此后，充满传统风致的中国藏书票日益步出内地，先后在美国、德国、丹麦等地多次举办展览，与国际交流更为频繁深入。

    今时今日，藏书票除却其历史沿袭外，更因其收藏品鉴意趣为世人所重。董桥曾撰文“书商藏书票的署名即使不见经传，那本书自也格外显得亲切，到底曾经前朝前代的人摩挲翻读，手泽尤存，余韵无穷！有的时候，藏书票上的图案文字竟是出自名艺术家的手笔，虽说是轻描淡写的小品，还是讨人喜欢，不忍释手”。

    爱书者之“珍”

    藏书票之于爱书者，可谓之“书珍”。

    爱而珍之，非精美绝妙画色不足为饰。

    须知藏书票制作不易，小小一面雕版已是精雕细刻，而可印制的藏书票不过区区百十枚。

    每每细细翻看旧时书籍，偶见一枚小小藏书票，雅致静美。便知此书曾为藏者所珍所爱，精心宝藏。

    由那画面的笔意、构图的别致、雕版的精细，暗自遥想昔日藏书者的深人雅致，疏朗风姿。

    悠然神往。

    况且这些小小票面那么美。

    藏书票相较于藏书印，更为丰富灵动、曼妙万千。藏书印朱白二色，阴阳互现，虽有篆隶曲直之变换，终究拘于一方文字之间。而藏书票则随心所欲，可浅淡如菊，寥寥笔意，也可炙火玫瑰，恣意浓彩；可庄重威严，气势万千，也可清新风雅，轻巧可爱；可一丝不苟，精雕细琢，也可一笔挥就，浑然天成。

    在心爱的藏书上贴有心爱的藏书票，由此，书与票，都被赋予了“珍爱”的心意。

    收藏这些小小藏书票，亦是收藏“珍爱”的纪念。

    正是由于这亲切温暖的感情，收藏成为一份喜悦、一份聆听与微笑。

    这枚枚藏品，可赏鉴，可追思，可遥想。

    由这亲切的感情、深藏的情致，珍藏一份关于爱的纪念，亦是人生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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