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接过这件拍品，心中泛起一股难以自禁的激动。这种激动，似乎超过了征得时下“紧俏”名家力作时的欣喜。或许因为它太过难得，称为“旷世稀见”亦不为过！或许因为它出自于一位被视为昆仑、泰岳般的文化巨匠之手，更因为它见证着两位文化人近五十年的君子交谊！于是，这本册页的份量变得沉重，沉重得远远超越了经济范畴，沉重得足以承载一个时代！

　　册页的作者名叫钱钟书，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前面加冠着无数封号，“当以文章横行一世；分其余事足了十人。”在他涉猎过的任何领域一鳞半爪的成就，足以使世人瞠目，他的渊博、通达、睿智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作者在这本素册上用隽雅流丽的行草书写下自己从1934年至1943间的五十二首诗作，送给一位此生仅数次谋面却心交神往的朋友。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行款之间挥洒着自己的感悟、见闻，并认真地撰写跋文，奖勉这位朋友的诗文成就与篆刻工夫，最后用力地钤盖上朋友送给自己的两方名章。我们今天难以推测老人一共耗费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件作品，或写写停停、或一气呵成。然而，就在这有意无意、不知不觉之间，成就了一件“并世无二”的铭心佳品！

　　得到这本册页的人名叫戈革（1922——2007），号拜菊,又号爬格生。这个名字对于书画收藏界或许陌生，但是他在科学史界却享有不可替代的殊荣与地位。他一生文理兼修、并驾齐驱。早年游学于清华物理研究所，不仅致力于科学史的探究，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治学之余，广泛游弋于诸多领域，作旧体诗词，工妙几夺行家之席（钱钟书评语），尤嗜治印，有数本诗集、印谱存世。2001 年7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他“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在研究丹麦20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尤其是在翻译12卷本《尼耳斯 玻尔集》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戈革早年在清华求学期间就深慕钱先生的风雅与渊博，心目中以将其许为“当代第一博雅学者”。然而和钱先生的交往，竟是从几方印章开始。这段机缘，戈革生前曾多次撰文记叙，下面引述一段他几年前发表的一段文字，以为佐证：

　　1986年（岁在丙寅），我突发奇想，希望除了信件以外，更多地保藏一些钱先生的手迹。当时钱先生的女儿钱瑗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是我选了自己新出版的几本书，连同一本从“书画店”（旧称“南纸店”）买来的空白 册页，以及新给钱先生刻的三方印，一起托人带到钱瑗教授处，并且附了一封给钱先生的信，请求他在空白册页上写几首自己的诗。此次刻的三方印：一为白文“钱钟书印”（回文读法），一为朱文“默存”；第三方是朱文收藏印（按收藏印例应该为细朱文，以免印损书画），此印若按平常读法便是“默存存赏”，若按回文读法便是“默存赏存”，二者皆可通。

　　东西带走以后，我心中不无疑虑，很怕钱先生怪我“多事”或“不知进退”，而把我也列入“缠夫”或厌物之类。结果还算好。没过多久就收到了钱先生寄回的诗册，上面写了钱先生的50首旧作，而且在跋语中再次揄扬了我的篆刻功夫（具体文字在此从略，以免自夸之嫌），跋语后面钤了前两方印。现在这本诗册已成了我的“镇斋之宝”，连同原来的封套（上有钱先生的毛笔手迹）一起珍藏在我的寒舍中。

　　总而言之，就我十分有限的见闻所及来说，凡是钱先生用印的地方，都不出我刻的这六方印的范围，此事也使我甚感荣幸！（按：引自《钱钟书先生的几方印章》作者戈革。此文曾先后刊载于北京《中华读书报》、香港《信报》、台北《中国时报》）

　　钱钟书的字，对于众多的文人墨迹收藏者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心结”，因为种种缘故，太过于稀少。大抵钱先生在与友人的鱼雁往来之外，多数时候是“惜字如金”的。故而这些片纸短笺都被视同“球璧”。这种珍爱不仅出自于诗文书法本身，更是出自于文化信仰与文化尊严的维系。一位钟爱文人书法的藏家说过“收藏文人字，享受的是一种性情”，我赞同这种说法。然而在这本册页中享受到的更有才情、友情。就是这三种感情的纵横交织，戈革老先生将其珍如眼目般地保存了二十多年，斯人已往，妙翰长存！真心的希望再次得到这本册页的人，在享受性情、才情、友情之余，继续维系文化的信仰与尊严，这或许才是钱钟书《自书诗册》真正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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