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黄杨木雕而言，即是深深沉浸于浙南民俗及农耕文化的一门传统技艺，最早应用于民间的龙档雕刻。旧时代生产力低下，无法抗御洪水、干旱等天灾，便把希望寄托在神祗上。人们制作了以竹篾扎龙首、木头做板凳形龙身的龙档，在正月初十至十七沿村巡舞，用以祈福消灾。与这种趋吉避祸的民俗心理相适应，当时龙档上的雕刻，主要是戏曲中拜寿、挂帅、封侯情节中的人物和麒麟、大象、鸳鸯等吉祥动物，另外，还雕有表现风土人情的山水、花鸟以及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耕牛、牧羊等场景。最早的黄杨木雕艺人，在频繁的民俗活动中，找到了发挥、提升技艺的用武之地。

　　从晚清开始，黄杨木雕发展为案头工艺品，成了摆设、欣赏的艺术佳构，完成了从娱神到悦人的根本性转变。但其地域文化精神仍渗透于作品之中，折射民俗心理的戏曲人物、宗教人物是表现的主要题材，反映地域乡风乡情的作品则明显增多。1910年，当时最有影响的黄杨木雕艺人朱子常，以乡土味浓郁的佳作《捉迷藏》，在国际巴拿马赛会上获得二等奖。这件作品，以7个孩子在亭阁前旷地上玩捉迷藏游戏的情景，把稚童情趣乡村风味表现得淋漓尽致。1929年，另一黄杨木雕著名艺人叶阜如，以《牧童骑牛》在首届西湖博览会上荣获优秀奖。作品中，牧童在牛背上横吹竹笛，老牛俯首悠闲地觅食，恬美的乡村田园小景跃然眼前。创作这些作品时，朱子常已过不惑之年，叶阜如更是年届60。日常生计的艰辛，创作探索的艰难，并没有消磨他们对乡土的挚爱和对农耕生活的眷恋，他们骨子里的田园本色，使之对黄杨木雕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精神有独到的把握和表现。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独辟蹊径，别树一帜，能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上获得行家的肯定，屡获大奖，使得黄杨木雕这一地方特有工艺，从偏僻的乐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黄杨木雕前辈艺人对地域文化精神的探索和弘扬，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冲击和巨大影响，在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下，守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更显得必要，更有重大意义。这些年来，我在这方面也作了比较多的思考，努力在作品中体现地域文化的个性，把黄杨木雕深扎的根——浙南大地的独特性突现出来，其中，作品《岁月》便是尝试之一。

　　《岁月》雕刻的是：在泥泞道上，一头老牛拉着堆满废杂木料的木轮车，正艰难地一步一挪;车旁，赶车老人赤着双足，肩顶车辕，费力地往前推。木轮、牛蹄和人足都深深陷在泥淖里;经过崎岖泥路的不断颠簸，车上的废木摇摇晃晃，眼见得就要倾倒掉落。这件作品，意在艺术再现过去年代农村那段苦累劳作的艰辛岁月，记录已经远去但却不能忘记的历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品受到国内和海外不少艺术爱好者的欢迎。他们说，这件作品，让他们想起祖辈的生活经历，勾起了恋乡怀旧的心绪。而我也从中认识到：地域文化透出的乡土气息，是诱人的艺术芬芳剂，是创作者和观赏者心与心沟通的密码。

　　但是，地域文化精神并非一成不变和僵化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积淀、扬弃、发展，不断地融入新时代的元素。能不能准确地把握这一点，是对工艺家观察能力创新能力的检验。牧牛是浙南孩童常干的农活，也是黄杨木雕常见的题材，前辈大师叶阜如的《牧童骑牛》便是代表性佳作。进入新时期，选取这同样的题材，如何赋予作品新的文化元素，才能反映新时代的地域风貌?我作了这样的尝试：夕阳西下，回归途中。喂成滚圆肚皮的母牛，迈着悠闲的步子;小牧童趴在牛背上，开心地用一束青草，逗引着欢蹦的牛犊。这一件《牧归》，充盈着欢快、富足、和谐，这是作品的基调，也是当今浙南农村的新貌。如果说，过去的《牧童骑牛》表现的是农耕经济下自得其趣的小家之乐，那么，这件《牧归》作品中力求表现的，则是在党的富农政策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之情、大家园之乐。当然，这种尝试还是很初步的。

　　鲁迅先生曾经预见：“采用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民间工艺作品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守望乡土，传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递地域文化精神，就能创作出更多有时代特征有地域特色的好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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